《说文解字》中说：諭，告曉也。
也就是说所谓“喻”，就是把原先不清的东西，通过比喻的方法使之清楚明了。
而“以色喻礼”，就是说用人们爱好的东西（色）来使原先不清楚的（礼）变得清晰。
1994年,战国楚竹书被学者发现，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这批竹简为战国晚期的楚墓随葬品,经检测确定为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前212年焚书坑儒前的战国古籍,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就包括了战国佚书《孔子诗论》。
近年来，随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公布,一些关于孔子言论的重要儒家文献相继问世。
经将上博简孔子诗论和政论两方面言论与《论语》《礼记》等传世文献参照、对读,不仅使传统的孔子"君子观"得到很好的诠释,而且还能发现前所未见的崭新内涵
《孔子诗论》的发现不仅为研究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也为研究孔子的思想以及对诗的评价提供了可靠证据。
两千多年来，研究《诗经》者浩如烟海，在有限的传世文献被充分运用的情况下,新的出土文献无疑给学术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上海博物馆馆藏发现并进行整理出版的《战国楚竹书》，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这些木简，最引人关注的是由29支竹简构成的《孔子诗论》。它对于认识先秦儒家诗学、深入进行《诗经》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上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原初性阐释的最具说服力的文物依据。
先秦至汉代出现了《诗经》的三种释诗体系，先秦最早出现的乃"断章取义"体系，汉代的为"比兴美刺"体系。
介于两者之间，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的《孔子诗论》则可以称为"喻"的体系，而其核心概念为"以色喻于礼"。
此一释诗体系既不"断章取义"，也不运用"比兴美刺"，其特色是把整首诗歌理解为一个从色到礼的简单叙事，毫不避讳汉儒极力隐蔽的男女私情、"好色之愿"。
这样的评价体系旨在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喻"的过程，从满足个人欲望转向遵守礼仪规范，从而启发人们知晓礼仪，这一过程做到了色和礼、私和公的两全，并将这样的两全状态称为"改"。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他们不但不认为礼与情对立，而且还认为礼是出于情的。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语丛一》《语丛二》等篇将早期儒家的“礼、情"关系进行理论化、系统化总结，反映了战国中期"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的思想。
上博简《孔子诗论》“以色喻于礼"就是由"好色"之情到"反纳于礼"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体现了"情生于性""礼作于情"的理论，又表现出"礼治人情"的思想。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定型时期，也是一个真正在精神上普遍觉醒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子就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翘楚。
从上博简等儒家类文献可以看出，简文所载先秦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诗》学、为政、人性、古史这四个命题上。
孔子论《诗》，其选诗的标准是“可施于礼义”。上博简《孔子诗论》以“以色喻于礼”一言以蔽之，发挥的正是孔子诗意礼学的《论》诗主旨。
比如对《诗·周南·关雎》篇主旨的解读从先秦以来就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早期儒家从情感与礼义之关系角度，以"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主旨；汉儒则认为《关雎》体现着"后妃之德"，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教化典范意义。
早期儒家和汉儒关于《关雎》主旨的评论看似颇有分歧，实际上则是内在一致的。而"以色喻于礼"之论，是将《关雎》生命意义上的男女恋情升华和规范，是对伦理意义上的夫妇之德的肯定。
而汉儒对《关雎》具有"风天下而正夫妇"的认识只是对诗具有政教意义的肯定，恰当理解《关雎》诗旨,才能有效解读其蕴涵的礼乐教化与美善之德意义。
以此为基础，不难发现所谓“《鹊巢》之归”,表明孔子的婚姻观是赞成男女婚恋应在礼的范围内，依礼结合的婚姻才能达到幸福美满的境界。
“《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表明孔子对于西周农事祭礼的肯定。
“《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隐喻“郑伯克段”史事,揭示出孔子关于维护传统孝悌观念的呼吁。“
《绿衣》之思”重在思家国、思社稷,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观念尤为孔子所称道。
“《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表明孔子重在斥责谗人的危害言论，而非周王的讽谏,反映了其尊王思想中对于君臣父子之道的维护。
通过对“色”的理解，不难发现孔子对人性、人格的尊重。
比如“乐无隐情”总括了孔子音乐思想，诠释了音乐既是真情的体现，更是人格精神的阐扬。
再比如“为政以德”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精华与核心。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篇中孔子提出的慎罚、选官、惠民三大举措，这正是孔子德治理念的具体展现。
孔子德治思想的酝酿，源自于他对社会危机的高度警觉，源自于他从内心道德自省层面上的深切思考，源自于他对普通民众的切实关怀。
相对于神道主义和专制王权的横暴，不难发现孔子的德治思想不仅顺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潮流，也推动了后代政治文明的演进。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基石，“以色喻礼”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
关于人性的深入探讨始于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早期儒者在继承孔子“仁”、“礼”思想的同时，开始向内求索、明心见性，不断探讨人性的内在本质。
孔子以“以色喻礼”发展起来的《性情论》，其性情观是以“天—命—性—情—道”的循环发展模式为主要框架。
孔子一方面阐释了人性的天赋本质和“心之精神”对于“性”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了“情”的客观意义，强调人情的真诚与永恒，显现出温馨浓情的意味。
相比汉宋儒者割裂性情的主张，早期儒者强调“性情不离”，这种性情一体的人性论清新而开放，更具理性人文主义气息。
战国时期，史学与诸子之学并行向前且互相联系，将口述史转化成文本、对古史进行重新编撰已是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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