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总体性

总体性和否定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特质。近年来，辩证法研究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即侧重于关注辩证法的否定性并以此来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是马克思瓦解资本逻辑的哲学基础，而较少关注辩证法的总体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使有学者主张从总体性视角重新理解和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但同时也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观与辩证法的总体观根本不同，辩证法的总体观与资本形而上学存在同谋关系它削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力度。可见，尽管总体性是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特质，但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这种特质仍然面临诸多理论挑战。为此，本文主张，辩证法总体性特质的当代阐释应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二者关系的深入反思中，开辟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新路径。

一.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

一般认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剥去了其形而上学的“神秘外壳”，吸收了其否定性的“合理内核”，从而使头足倒立的辩证法获得了“合理形态”。对此，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却提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根本就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而恰恰是辩证法本身。“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1]因此，所谓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不仅是“内容”上的，更是“结构”上的，“关于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2]

阿尔都塞对于“颠倒”问题的上述论断，旨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庸俗化理解。“这种对象的无差别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解释中是以下列形式表现出来的:差别只在于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对象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此，一切问题就在于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又被理解为从黑格尔那里引入并应用于李嘉图著作中已经存在的对象的方法。”[3]对此，阿尔都塞提出，不能简单地用黑格尔辩证法去解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多元结构性批判将被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一元论所“窒息”。

可见，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的上述论断关注的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实际上，他所要追问的真正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的是辩证逻辑?如果在“颠倒”的意义上给予肯定的回答，即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那么这表明马克思仍然被辩证法的思辨形式所纠缠。与之不同，阿尔都塞认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成熟的马克思哲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摆脱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内容”，而且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形式”，即辩证法，“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4]因而，在阿尔都塞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遵循的并非是辩证逻辑而是具体总体的历史逻辑。

阿尔都塞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祛辩证法化解读，引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究竟是否贯彻了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到底如何?笔者把上述问题称为“阿尔都塞问题”。“阿尔都塞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特质的认识和理解，更关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消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合法性的方法论路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的“塔克-伍德命题”具有典型意义。上个世纪70年代，英美学界围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遵循正义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大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

罗伯特·塔克在考察了《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分配问题的相关论述后提出，“我们应该清楚劳动所得的公平分配并不是马克思的道德目的。分配正义的理想在马克思的精神世界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东西。”[5]与此同时，艾伦·伍德提出，马克思尽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并对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是这种揭示和批判与正义无关。或者说，马克思并不是遵循所谓的正义原则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具体而历史的生产方式，因为马克思是从整体上谴责资本主义的;这种谴责的基础在于，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运作及其历史地位采取一种统一而完整的分析。”[6]可见，在塔克和伍德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没有借助诸如正义等“价值规范”，而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事实”给予客观揭示。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资本主义的“事实”与“价值”是一致的，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或正义性为前提。

基于“塔克-伍德命题”的上述判断，再来反观“阿尔都塞问题”，一些亟待破解的理论难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的不是辩证逻辑，那么如何理解“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出的悖论性问题: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

“经济事实”做出了深刻批判，却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对于这一问题，阿尔都塞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一种指认资本主义社会作用机制的结构性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实现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域”的革新:“《资本论》应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中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理论。生产方式不同，这种社会作用也不同，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开始觉察到这一点。生产方式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社会作用的机制也不同，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准确地意识到《资本论》理论中所包含的确切问题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领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7]因此，对于阿尔都塞而言，问题的关键又不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贯彻了辩证逻辑，而在于如何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构造的“新问题域”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

对于从“阿尔都塞问题”到“塔克-伍德命题”所衍生的相关理论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就是辩证法所内蕴的总体性，辩证总体观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8]“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从上述简单的、纯粹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直接的、自发性规定出发，从它们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9]可见，在卢卡奇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与辩证法不可分割，而且其“科学性”只有依靠辩证总体观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能够击穿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就在于其贯彻了辩证法的总体性。辩证总体观的“再现”式思维方式跳出了对资本主义“事实性”的孤立认识，完成对资本主义世界“现实性”的把握。

由上可见，当阿尔都塞把辩证法视作黑格尔式的哲学意识形态时，他的理论目的是拒绝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相等同，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重释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批判力量。结果，阿尔都塞主张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彻底分离开来，既拒绝以辩证法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拒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阐释辩证法。而卢卡奇对于马克思辩证法所把握到的资本主义

“现实性”的强调，其理论目的却是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突显辩证法独特的总体性特质。显然，阿尔都塞和卢卡奇之所以就辩证法的理论功能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就在于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总体性辩证法的互释

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关系需要反思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底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把黑格尔辩证法机械地套用于政治经济学分析做出了尖锐批判:“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10]“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11]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反对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认识和理解经济范畴，而强调经济范畴只能到产生它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而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2]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否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拒绝以辩证法的总体观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

回答这一问题前，可以先来看看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科西克认为，科学(经济学)与哲学(辩证法)的关系是理解《资本论》的关键，《资本论》的解释史就是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向度和哲学向度分割开的历史，并以这种分割作为捍卫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性的前提条件。[13]结果，这种解释史的结论必然是强调“哲学的自我扬弃”，也就是哲学被现实化为对于经济实在科学分析之中了。但是，这里所谓的“哲学的现实化”以思辨的方式把握为哲学概念，“哲学的现实化”实质是“现实的哲学化”。因此，在这种解释原则下，表面上维护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把《资本论》解释为自我意识的形而上学。与这种解释原则不同，科西克提出，《资本论》既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也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因此，“它的逻辑结构必须以某种方式符合它所分析的实在的结构。《资本论》的结构不是被研究的实在及对它的处理所应服从的逻辑范畴结构。相反，经过科学分析的实在被充分地表现于一个‘辩证有机体’中。它被完成并实现于一个特殊的相符的逻辑结构之中。”[14]“实在的特殊性质是作为‘辩证有机体’《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基石。从实在的特殊性质出发，《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才能得到理解和说明。”[15]可见，科西克认为，既不是科学实证的方法，也不是思辨的唯心辩证法，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资本论》本质特征。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是经济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总体性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16]科西克对于《资本论》的总体性解读为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如何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事实”提供了重要视角。这就是，既然《资本论》的经济研究既不是科学的实证分析，也不是哲学的唯心主义反思，而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质”的具体总体式批判。那么，作为“对资本的理论批判”的《资本论》何以能够澄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特殊性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17]“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8]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作“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是由古典经济学自身“不可逾越的界限”决定的。这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把握为直接的、孤立的“事实”，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与其内容的一致性看作是自然“事实”。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19]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20]可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总体出发去把握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这种把握并不是一种思维对实存的经验“映现”，而是社会结构对“经济事实”的辩证“再现”。

进而，正是总体性思维方式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既跳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然必然性”视野，而且自觉以总体性的辩证法“再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的内在矛盾，将资本主义的“事实”性转变资本主义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界限”。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现实性”层面透视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及其“特殊性质”，而同样关注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看到的只是其“一般性质”。

辩证总体观以“再现”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的“现实性”，这实际上构成重新理解和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关系的精义所在。马克思辩证法总体性特质的当代阐释，需要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不仅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关联，而且可以构成一种互释关系。这就是，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经济批判与哲学批判的统一体，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作用场域。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不仅是在纵向层面上描述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总体性，更是在横向层面上对资本逻辑展开事实批判和价值批判的结构总体性。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阐释马克思辩证法总体性特质的存在论语境。另一方面，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的“现实”性把握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实在的“特殊性”只有在辩证法的总体性思维方式下才能被“再现”出来，是否贯彻辩证法的总体观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所在。辩证法的总体性是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特质的方法论基石。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总体性辩证法的互释关系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批判是一种总体性批判。这种总体性批判与思辨唯心主义的观念形而上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形而上学都有着实质不同，辩证法以总体性“再现”的方式切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性”。只有立足总体性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总体性，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采取的保守态度，又避免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误读为抽象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真正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批判本质的真实关系。

三.瓦解资本的逻辑：总体性抑或否定性的辩证法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批判本质的关系，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资本与形而上学的联姻，不仅将资本改造为由理性形而上学武装起来的现代资本，还将形而上学重塑为凭借资本力量而不断增殖的现代形而上学。[21]资本逻辑的实质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力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运作，马克思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就在于“瓦解”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共谋”和“联姻”。[22]因此，马克思辩证法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就在于辩证法本身固有的反形而上学特质。

毋庸置疑，辩证法的否定性及其反形而上学特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3]但是，如果只从否定性角度关注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发挥的作用时，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被忽视了，这就是，马克思的论断所强调的对于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这个“肯定的理解”应该如何理解?或者说，马克思辩证法的肯定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如何全面理解辩证法思维方式的理论特质，也关系到如何全面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它构成深入理解作为“合理形态”的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包含三个环节，即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24]这里，作为辩证法第三个方面，即肯定理性并不是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内含否定的肯定性，是内涵差别的具体性。当然，黑格尔辩证法最终完成的是与形而上学的“合流”，但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自我同一，而是内含差别和特殊性的总体性。因此，辩证法的否定性与肯定性并非是格格不入的对抗关系。至少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法的否定性并非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即内涵发展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总体否定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否定性与总体性不仅并不冲突，而且内在一致，二者共同构成辩证法思维方式的理论特质。

基于上述理解，再来反观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显然，从表层意义上而言，马克思当然强调了其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之处，即辩证法对现存事物采取彻底的否定性立场，突显了辩证法对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和现实形态的批判精神。按照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理解，马克思之所以做此判断就在于辩证法绝对的否定性特质，辩证法拒绝达到新的肯定性或拒绝作为更高肯定的中介和环节。但是，当我们再度深入解读这一论断时，一个问题突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否定性力量到底来自哪里?回答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反思马克思这一论断中的一个经常被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概念———“理解”。

众所周知，在现代解释学的意义上，“理解”并非是思维与对象之间的简单认知关系，而是在解释主体与被解释对象之间“视域融合”过程中，澄明事物存在意义的存在论活动。所以马克思这里强调辩证法对于事物的“理解”显然不是经验实证意义上的“映现”，而具有解释学意义上的总体性“再现”意蕴，也就是说，辩证法是在对事物肯定的“再现”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再现”。因此，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再现”决定了，辩证法对于事物的把握不可能把它诠释为永恒的存在，而总是从暂时性和流变性的视角理解事物，因为解释学的语境总是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视域”的变化而变化。进而，正是在这样一种“视域”转换中，辩证法才绝不会崇拜任何事物。因为任何事物在辩证总体观的解释框架下，其现有存在结构都将遭到新的思想结构的“再现”，事物在现有存在结构中是合理和合法的，但当它在新的思想结构中被“再现”时，其原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将遭到质疑和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理论本质才必然是批判和革命的。因此，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在直接强调辩证法否定和批判本质的同时，也隐秘诠释了辩证法对于事物的总体性“理解”和结构性“再现”才是辩证法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力量之源。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选择在《资本论》中呈现上述论断绝非偶然。因为“对于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否定的理解”，这里的“事物”并不是一般性的事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于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强调，始终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语境下展开的，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是以瓦解资本逻辑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上文提到过，对于马克思辩证法如何批判和瓦解资本的逻辑，学界大都强调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瓦解资本逻辑所固化的“经济事实”，在于辩证法的否定性是一种瓦解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力量。资本逻辑作为一种以交换价值遮蔽使用价值，以商品实现自身货币化的量化增殖而抹杀劳动产品的质性的差异性，这正是形而上学同一性逻辑和力量的现实表现形态。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就是瓦解资本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联姻”。

这种观点对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但是，在对待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本质时，这种观点却忽略了资本逻辑的同质性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自我否定、自身增殖之间的同构性。换言之，资本逻辑固然具有同质性或同一性的特征，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个运动的体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也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的功能。所以上述观点的问题在于，仅仅依靠辩证法否定性并不能真正瓦解资本的逻辑，因为辩证法的否定性只能瓦解资本的同质化特征，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自否定和自完善特征与辩证法的否定性却存在着逻辑的同构性，后者无法从根本上瓦解前者。

因此，探讨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瓦解问题，不能简单地只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的显性作用，而忽略辩证法总体性的隐性作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没有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的总体性把握，马克思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狭隘视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结构框架下“再现”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只有在马克思总体性辩证法开创的新的思想框架下，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自我修复背后必然崩溃的实质才能被“再现”出来。正如卢卡奇所言:“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因为只有这种总体观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使我们能看到它们不过是一些假象，这些假象虽然看起来是必然的，但终究是假的。”[25]

综上，作为“再现”逻辑的马克思辩证法，其对资本逻辑的瓦解不仅是哲学地切断资本逻辑的同质性与形而上学的“联姻”，而且更是给予资本逻辑及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总体性的结构“再现”，正是这种总体性的结构“再现”确保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辩证法的总体性和否定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内在一致，只有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深入理解这种一致性，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及其批判本质才能获得全面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