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号
好友赵赵是带队老师之一。我第一眼看到她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心情十分沉重。还记得就在十多天前，她刚刚结课。当时的校内防控政策是，每位老师一周只能进出学校一次，这也意味着，上课期间都得呆在学校，上完课才可以外出休整，但即使外出学校也要严格保持不聚会不扎堆不去公共场所。
我也还记得，我俩在教工食堂头对头吃饭的情景。她说，这是我最后一周了，上完就结课。
我说，你终于暂时解放了，不用总进校，能干点儿自己的事儿。
见她听了我的话并不振奋，依然眉头紧皱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纳闷问，为啥这样不开心。
她叹口气道，我得去北京。
干啥，我问她。
我爸病了，在北京住医院，这些天都是我哥我嫂子在照顾，他们盼着我过去替换。
伯父年纪大吗？
七十多岁。
病得厉害吗？
得了不好的病，恐怕……
我们同时默然。
当她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我就知道她不能去北京，不能去床前尽孝照顾病榻上的老父亲了。她在12号晚上带着四十个学生坐上大巴，去往隔离点。
我是一个寡情的人吧。她去哪里了啥时候到的，便不得而知了。倒是她，一再嘱咐我，把所有的药带上。车上别吃别喝别摘口罩。
我是到13号入住隔离酒店之后，才给她打的电话，电话没打通，只好留言问她到哪里隔离，嘱咐她要保重身体。
要说的是12号这整整撤退的24小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在12号晚上八点多钟，只剩第二批撤退人员的学院教学大楼突然涌进十几个神色匆忙的人，他们左顾右盼，和从洗手间出来的我撞了个正着。我正纳闷他们从哪冒出这么多人，打头的快走几步拦住我问：洗手间在哪里。学生们在车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着急找厕所。
我一时明白过来，她一定是某个学院的带队老师，我赶紧向身后指了指并给他们让开一条道。
结果没走几步，又潮水样涌进来一群人，不久又来一群。然后学院办公室就打电话通知一楼的老师：老师们，为防交叉感染，我们不要去一楼卫生间了，去楼上上厕所吧！
原来，学生和带队老师虽然都上了车，却并没能及时启程。据说是堵车，四百五十辆大巴车出出进进，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堵死。但后来的消息是，车多车堵不是最重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时之间根本找不到足够多能容纳三万名师生的隔离点。
学生在上车以前大都等得很不耐烦，上车后以为终于可以出发了的喜悦心情，在不一会儿之后就荡然无存，变成了焦虑烦躁甚至愤怒不安。
她们一直待在车上，有的人在车上整整等了一夜，寒冷饥饿还有忍着想去洗手间却终于没能忍住的痛苦，我的好友赵赵作为带队老师之一，也夹杂其中，她和同学们忍受着一样的痛苦，还要负责安抚同学情绪。
这个时候的赵赵们和学生共存共处，如果在这之前还有全身的防护措施的话，此刻的她们只带了一层N95口罩，混在同学中间，其实就是暴露在危险之中，但这个时候她们已经完全不在意自己感染与否了。她们的当务之急是安抚学生。
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老师和学生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些人在作为带队老师之前一直进行超负荷的志愿者服务，他们的体力早已透支，被感染的风险更大。后来也证明，果然有带队中招的。
然而学生的耐心是有限的，带队老师的安抚只是让他们暂时保持了克制，他们没有把情绪发泄到同学和老师身上，但是却向网络敞开来了。
其中一个同学用微信记录了她这一路的经历。命名为《历时三十个小时的无目的漂移》：
11月12日凌晨4点通知转移。
11月12日晚上8点才准备上车转移。
历时5个小时终于出了学校这时已经13日凌晨1点。
凌晨5点钟终于到达隔离点。
7:30分告知再次转移。
12:30到达新隔离点，12:50进入隔离点，14:40却无法进入隔离屋内。
14日八点终于见到阳光。
这个过程细思极恐。暴露出很多问题：第一，存在感染扩散的风险；第二，三万人的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很多隔离点并不具备足够条件；第三，整个转移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无论对老师学生，无论对学校政府都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
但我坚信，在制定这套措施时无论政府还是学校都是向好向善的，希望把损失减少到最小希望把风险控制到最小。很多连锁反应是制定时没有预料到也是无法预料的。正因此就在12号当天，XX大学上了热搜，连带着XX省市冲上了热搜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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