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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养父口述民国时代松茂古道谋生以及解放后之经历

我养父口述民国时代松茂古道谋生以及解放后之经历

作者: 李野航 | 来源:发表于2018-04-04 15:25 被阅读110次

    口述者:李清云

    口述时间: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按语: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重大区别,即在于地理/自然条件对政经架构、社会生活以及信念系统之决定性制约因前现代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换而失效了。此转换过程已经持续一百来年,49年可谓是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而今天则更进入到了一个戏剧化突变的阶段。然而,此巨大规模的文明形态之转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这个问题我们的时代还来不及将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想明白。然而,我们的时代是有义务去想明白这个问题的、因为是否想明白这个问题决定着我们未来的走向。所以,有见识的人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思想,是我们时代的第一要务”!我养父出生于大清朝的最后一年。出生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一辈子从事最为艰险繁重的体力劳动,识字不多,生活区域局限于从成都到懋功一带的松茂古道上,经历了时代的巨大变迁,目睹和参与了几个重大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于1987年去世。对于他所亲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或许当时的他未必洞彻其中意义,但对于我们后来这些具有某种历史意识的人而言,他一生见证过的那些戏剧性的历史细节,是十分发人深思的。清明在即,谨将我已故养父的口述整理出来,聊当清酌庶羞之奠。)

    我生于1911年(大清宣统三年辛亥)出生在江津县李市坝贫农家里。本姓陈,继父叫李行坦,别人叫他李麻子。母亲叫李漆氏。我是自幼随母改嫁抱到李家的。家里现在还有一个兄弟叫李德良,一个妹妹叫李玉。我18岁以前在家务农、割草、打柴。18岁以后学木匠学了三年。帮师傅一年。师傅叫曾洁新,帮师叫周炳南。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我同我陈家哥哥陈森荣一起到灌县大观街开烟馆的我舅舅漆润新家做帮工,端烟跑堂以谋生活。1937年,漆润新叫我到水毛沟(疑或水磨沟?)去买大烟,可是钱被同去的郭继武骗去了,我不敢回漆润新家。在水毛沟,马金山介绍我帮人“背背子”挣钱糊口。我背杂货到丹巴,雇主就不再需要我了,我回到新街(懋功,今小金县)捡柴谋生活。在大山里“背背子”期间,我经常食不果腹,生了病就胡乱抓山里的草药吃。天黑了就歇岩洞。有一次,我遇到过一条巨蟒,尾巴一卷,碗口粗的树就断了。又有一次,我见到河对岸行军的红军,红军和我打招呼,要我参加他们的队伍。我当时对他们很不了解,不敢贸然加入。(见到红军应在1936年左右。)1938年春,我又回到灌县我舅舅漆润新家,仍然帮他买烟跑堂。1939年,漆润新又叫我同朱清荣到懋功县买烟,可钱又被朱清荣骗去了。我在外面挨了两三个月,只得又回到漆润新家。1940年,我同周炳和、漆润新、万致祥背布匹、盐到汉源县换大烟。周炳和是遂宁白马场的人,他勾结人把换来的大烟抢了,还拿刀砍伤了漆润新,然后自己跑了。我们转到懋功刘五哥家里养伤,人后来抬回了灌县,住在灌县五桂桥易家院子。后来又住在了张光辉的院子里,我们在灌县已经开不起烟馆了。1941年下半年,漆润新到成都下沙河堡开烟馆,我仍然替他买烟跑堂。1942年,漆润新被关进了成都衣冠庙(监狱),我生活没有了着落,回到灌县。袍哥路云成叫我同贺均成到黑薄寨种大烟。(按:四川军阀刘文辉在“二刘战争”中败北,33年退守西康,陷入财政困难,摊派下属种鸦片烟课税,引发武装民变,史称“雅属事件”)同年五月我回灌县,走到磨刀溪(或芦山县地名)时,被国民党保安五团第一营第一连抓去当了兵,直到1946年。这期间我当过下士班长,参加过保安团的剿匪。在国民党的保安团当兵期间,我后悔没有加入红军。46年我请假说回灌县,乘机开小差,脱离了保安团,跑到成都土桥谢明先家开的烟馆跑堂。谢明先是我在保安团帮连长尹希平卖烟时认识的。我帮谢明先做事直到1949年。47年我参加过袍哥组织,介绍人是张炳坤、谢明先袍哥组织的“舵把子”是邬荣山。同期王忠民(袍哥管事)介绍我参加了一个组织,我当时不明白是什么组织,给了我一个小本子。50年谢明先说那是反动组织,我就把它撕了。50年代初,我在成都干部疗养院参加工作(按:干疗院位于成都连通松茂古道的老成灌公路的路边,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下榻于此,决定将之改为金牛坝招待所)。干过锅炉工、园艺工。记得58年“成都会议”(按:此次会议为“大跃进”运动之开始)期间,有一天,我在招待所水沟里掏污泥,毛主席走过来。我正要回避,毛主席把我叫住问话。还有一次我在树上修理树枝,周总理来到树下,和我说话,问我家里的情况。60年代。朱德委员长住在招待所,我陪他一起种过兰花。六几年,我给爱人买过一块瑞士手表,被怀疑手表的来路而受到过一次审查,后来事情澄清了。自从在招待所参加工作后,我就过上了有保障的生活,不用在山里过朝不保夕的生活了。所以,我抱定一个信念,就是:埋头苦干。

    结语:70年代中,我养父因烧锅炉加班,因劳累过度而吐血。被单位用小轿车送往医院救治。那时成都还没有私家小轿车,记得我同坐在那辆小轿车里朝车窗外的成都市井望去,那个成都还几乎是一片前现代的景象——拥挤着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群。我养父87年去世前,天然气尚未普及,故我家尚无可以提供自动热水之洗浴设施,洗澡只有去公共澡堂。故我养父临终最后一个遗愿,就是到自己烧锅炉供过热水的客房里洗一次澡,但此申请未获批准。今天的人们对今天的世界抱持着或“好”或“不好”的印象。不过至少,今天的工业成就让松茂古道上的“脚夫”这一类艰苦的行业几乎彻底消失了,而吃饭不再是一件太过艰难、可能搭上性命的事情。可我们今天的人们把我们已然通过工业进步所获得的生活品质的提高与劳动的便捷用来做什么呢?用来追求更多的物质层面的“便捷”以至于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感受能力愈发地变得空洞和低下呢?还是让我们从繁重的物质负担中解放出来并足以去操心精神世界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还来不及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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