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上头有哥姐。1976年高中毕业下乡前哥姐都曾是下乡知青。
我父亲是农林水战线的干部，那年我们8个高中生和2个初中生的父亲都是同一个战线的就下到县桃花公社爱国大队林场，加上早二年下来的知青就有二十多人了。
故地重游
到林场的劳动就是上山给杉树林地锄草，中午饭在山顶上一间茅草棚屋里吃的，而且还能午休一下，在山上眺望几十华里远城区的南岳山，俯瞰山下湖田风光。多想吟诗抒怀，可一礳子压不出一个屁来。春天来了早晨提个小竹蓝哼着采茶调开始采摘茶叶，再派人送到公社制茶厂。这比起生产队长年口朝黄土背朝天在水田里劳作的社员自然要轻松的多。
但比较轻松日子只过了几个月就发生了改变，大队重新划了一片地成立一个所谓农科队，几十号人别说争工分年底分红，恐怕解决自足的粮食都成问题。好在不久高我们二届的知青有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参军的，召工的陆续走了。为彻底解决田少的问题，农科队开始学大寨围湖垦田，这是我们知青最苦的时期，每天出工在泥地开垦回来吃晚饭后就在煤油灯下用针挑出满脚板的菱角刺，第二天照常上工。一次接连几天的大雨湖水猛涨冲垮了我们好不容易筑起的堤坝，当时只冲出一个二米宽的口子，几个知青学京剧《战洪图》撑船堵口被洪水瞬间冲出去很远。雨后，又重新筑坝才有这片肥沃的土地。
我的知青生涯只有短短的一年半，邓公第三起复职后的知青政策再也不限制知青必须满二年才能离开农村。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髙考只要能录取，或征兵体检过关都顺利地脱离农村。我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一九七七年冬季验上兵，意味着退伍后有一份工作的保障。
尽管我在农村生活只有一年半，也经历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比较悠闲的一个学期小学教师。那几年知青的生活状态比过去转变了好多，这又源自一九七二年浙江温州地区一知靑家长写给毛主席一份代表知青诉苦的信，得到了毛主席同情并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我记得下乡第一年每月补贴10元，第二年每月5元。这样即是年终没有什么分红，有这份补贴基本解决我们的生活困难。我还记得第一年领到补贴就到公社供销合作社买了一台收音机。
回想这一年半的知青生活沒有值得炫耀的事迹，也没有多少记恨的往事，更多的是年轻无知。只有一些不足挂齿的碎片记忆。
唯一张下乡知青劳动照片
记忆反而很深的是七十年代初我和儿时伙伴在长江轮船码头看热闹，一艘东方红客轮里出来一队长长的武汉知青，被夹道欢迎的县各单位组织来的干部群众帮忙提行李，还有专门敲锣打鼓欢声笑语的文艺骨干也在现场助阵。
还有一次记忆深刻的也是在码头（小时候从郊区到县城最想去玩的地方就是江边客轮码头）那年正是寒冬腊月二十几了，一个男知青背着几块重重的糍粑气喘喘地要赶回武汉过年，到了码头时眼瞅着东方红号客轮徐徐离开码头若七八米。男知青回家心切突然跃入寒冷的江水，被眼急手快港务水手一手拉着一根缆绳，一手抓到已入水里的男知青，硬是把他从冰冷的长江里捞了上来。我亲眼目睹了这惊险瞬间一幕。
多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知青，有一次桃花公社知青办组织全公社的知青到我们大队的红军树下进行红军时期贺龙在湘鄂边区闹革命的传统教育。正在开会有一个据说是我们邻居大队的一位早年武汉知青，髙髙的个头黑不溜秋的脸与当地农民没有区别，他牵着两个几岁孩子来了，以一口汉腔责问公社知靑办组织者＂我是不是知青？为什么不通知我？＂这场面的确让众目睽睽下的知青办主任尴尬，连赔不是，请这位武汉知青坐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听当地人说这个武汉知青与本地的女人通婚，生了娃，按当时政策断了他回汉的路。当年一同来的武汉知青陆续招工当兵离开了农村，他只有面对现实，与家人扎根农村了。多年后全国的知靑都可以回城了，他一家人既是到了武汉这个大城市，没住房没工作又怎么生存呢？无奈之下公社把他安排到当地供销社上班，老婆和孩子的户口仍在农村，再后来基层供销合作社基本解散了。铁饭碗也碎了。一切回到最初的原点。几十年的社会环境巨变这家人又是怎么度过来的，他们还好吗？
且慢，再说说自己吧。
当年的知青王洪玲一年拿500工分，号称’’铁姑娘’
前二届知青陆续回城了，在大队教书的湘江和朱关爱两位知青也召工走了，不知是谁推荐我和王洪玲顶替了他俩的空缺，那时候我们大队在原林场开了一个初中班，王教初中的数学，我在大队小学教四年级的语文，五年级数学，我一人就住在大队部大礼堂内一间房子里，对面是一个小会议室。不知是哪个小队的社员砍了山上树被民兵关押在这个会议室里，有一天中午看管的民兵回去吃饭，这个社员一绳子把自己挂了，在那个年代也可以理解谓为罪自杀吧。死者是个独眼，年纪不小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嫌弃他的女人，上山砍了几根树准备做点家具好结婚，谁知道被作为盗窃集体财产受审，虽说文革尾声，上纲上线还是蛮吓人的。结婚梦已碎，便一死了之。这下我也怕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个阴森的礼堂，与其死鬼的魂作伴。从此以后就再也没住下去。
到了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全国恢复髙考，知青们都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我们自然就沒继续教师生涯了，遗憾的是我们十位知青没有一个考上，其实我和石进根本没去考，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大队小学的本地老师有两位都考上了师范，从此脱离了农村，一毕业他们就是国家干部的身份。另一个是低我们一届的刘建平考了省电力学校（中专），这是后来我刚从新兵连下连队不久收到刘的来信才知。那次他和我原北门口邻居小施同考一个学校，他们在岳阳坐火车到纸坊下车，我在中队接待了他们俩。
下乡第二年，除了当一学期的老师以外，还有一些零星的中心工作，如在公共场所刷写政治口号类的标语，最轻松实惠是跟公社文化站站长一起进城，吃住在招待所，站长开会我到县文化馆临摹四人帮丑像漫画，具说全县就这么一本书，为了配合全县批斗四人帮运动，办墙报插图，就召集各公社会美术的人来临摹全县丒化四人帮漫画图书。说实话在乡里长期过着几乎没有什么油水的蔬菜拌饭生活，这会在县招待所每天甚至每餐都是油水很足的菜饭，还真是解馋 ，在县城几天连家都不想回了。这一年我算是躲过了一段上山砍柴供大队窑厂烧砖和冬季上堤开挖调关大港口泵站的艰难时期。
不爱红妆爱武装（上二届的知青民兵）
我们下乡时正是贯彻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的教导，为了准备打仗中国是全民皆兵，自然我们知青个个都是民兵了，记得在林场时还由林场一位退伍军人带着我们上早操，知青住房墙上挂着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支冲锋枪和一挺老式机枪。具说桃花公社的民兵配制枪械与部队配备基本在一个档次，而且只有桃花山的民兵武器装备比别的公社好。大概是山区更利于打仗吧。
说起民兵我们当初一同下乡的几个男生在点上互相剃了光头，勇军还剃了眉毛。这在当年就是坏青年的形象，这事反映到县知青办影响极坏，因此我们这几个就烙上了污点，后来大队组建基干民兵连，我们这几个有污点的知青一个都没有当上基干民兵，他们到公社集中民兵训练实弹射击、投实弹，好不威风，我们只有羡慕的份。他妈的，他们上公社集训扛得红旗上爱国大队民兵连几个字还是我写的。前些年我回乡吃酒与当年的民兵连长同在一张桌子上，几杯酒喝下去硬是把他喝的趴下了，报了’一箭之仇’。
当年宣传桃花知靑生活照片
四人帮打倒后，过去的被封存老电影放映开始有些松动，记得在此之前，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当然也包括前苏联，我们认定他为修正主义国家，但还放映《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二部老掉牙的片子。
文革时期，老国产电影只乘下《地雷战》、《地道战》在放映。那时候流传＂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观众俗评。
记得一次走好几里路到桃花山林场看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回来的路上天下麻风雨，到了有机房的涵洞桥上，突然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了，好不容易慢慢摸出来后又见路上有光了。第二天我们好奇地议论昨晚上的遭遇，当地老乡说前些年有一男人吊死在抽水泵机房里，原来我们是遇到吊死鬼了，小时候就听大人说下麻风雨鬼就出来。
毛去逝，紧接着四人邦倒台，最早恢复的老片《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电影，在跟着公社电影放映队跑一圈后基本都能唱出主要歌曲了。公社还组织全社的文艺汇演，我们大队有知青组织的演出队自然要比其他大队要优秀。我记得我们知青点还有小提琴，扬琴，二胡之类的乐器，只可惜我们都是乐盲，还没一个会乐器的，我曾经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硬是用扬琴敲了《卖花姑娘》一段插曲，至今我记得5一6一5一5一l一2一3一3一2一3一5一5一4一3一2⋯⋯仅此而已。
爱国大队文艺宣传队上公社汇演获奖纪念合影
知青在农村少不了干偷鸡摸狗的勾当。点上申建刚打狗很在行，通常是把厨房门半掩着，门上牵根长长的绳子，躲避在禾场草堆里，耐心等待，下半夜就有可能狗子闻到厨房里的气味，慢悠悠地溜进去，绳索一拉门关上了，设好的局让狗自投罗网。建刚拿着木棒狠打，三五下就结束战斗。这活我与他干过一次，但一切用不着我动手，也就是打个伴，别让他半夜打盹错过了机会。每次打到狗他又连夜剥了皮，非常利索。甚至连夜做出菜来招呼大家起来喝烧酒吃狗肉，美的大家都誇建刚。也应证了＂老鼠＂搁不得隔夜食。
除此办法外，申在有月光的夜晚，用一点猪油包着马钱纸（毒药）放在狗经常出没的地方，仍然要紧钉着诱耳，一旦确定狗已食了马钱纸就紧随其后，别让狗喝沟里的水，否则，喝水相当于洗胃，药效就不足以毒死狗，麻烦大了往往是前功尽弃。此法远不如在厨房外守株待兔。
说起偷鸡，一般不会在晚上从人家鸡笼里抓鸡，桃花山农家每户都养狗，生人去了，狗叫个不停，主人就会出来看个究竟。多半是白天在野外乘人不在时，几个人围扑一个鸡，特别是到冬天下大雪，鸡在雪上跑不动，更容易抓到鸡，一旦抓到鸡就取下狗钻洞针织帽，针织帽有弹性多大鸡都装的了。
更搞笑的是一次知青偷了一只鸡，把拨下来的鸡毛倒在厕所里，把鸡烧熟了，唯缺酒一醉，不知是谁拈记着本农科队秦队长家里还有一、二斤白酒，于是就邀队长拿酒来入伙。吃完鸡喝足酒天色已暗，队长踉踉跄跄回家，一进屋，老婆说有一只鸡没归笼，队长一下酒醒了，跑到厕所一地鸡毛，心里明白了，吃了自己的鸡还搭了一瓶酒。回家如实告诉了老婆，老婆对着知青住房骂到半夜。
现在回乡见到老队长就拿出来调侃他一番。一晃都是四十多年的事，那年知青都走完了，他调到五队继续当队长，现在叫组长吧。前些年三个村合成了一个村，他所在的组早巳经开发成旅游区，他利用职权选择了一块公路边地建起房子改成了农庄酒店，每年的桃花节生意好得不得了，光是他每天在自家房前屋后的停车费都不菲。多年前，本组人眼红告他状，据说新组合的村书记巳不是原本村的人，村干部拿着检举材料对他软硬兼施，并答应他只要交官就既往不咎。去年省旅游部门搞大开发，他那个酒店也要拆，他又可能成拆迁的钉子户，他跟我说不答应条件不随便搬出来。
当我们再次来到昔日生活过的农村时，已是带着孙子孙女下来的爷爷丶奶奶了，与过去的贫下中农再次打成一片，到他们开的农庄共叙当年。过去苦难的生活、在餐桌上被浓烈的白酒，欢聚的谈笑中冲到九霄云外。倏忽之间，我们这批知青上山下乡巳经过了40多年，痛与时去，一代人即成历史过客。人老了，无论过去多么苦，感慨万千，怀旧的愁绪总是挥之不去。
青春的回忆稍不小心就得罪人，就此打住。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2021年1月24日大隐堂芙蓉溪人增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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