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前言

自由与良序

前言

缘起，是佛教的特质，以此区别其他一切宗教、哲学与文化，这是毫无疑议的。缘起的定义：待缘而起、普遍联系——诸法由众缘和合而生，因众缘所致而灭；凡事物存在与消灭，无不基于各种条件的支持。所以没有起点，也不会有终点；没有永恒不变的存在，也没有孑然孤立的事物——一切都是关涉对待地生起、暂住和谢灭。

如世尊言：“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浴佛功德经》：“法颂舍利”、“法身偈”）。“生是缘起的生起”，一切待缘而生；“不是因中有果而生”，也不是因中“无果而生”。所谓“无性缘生”，“本没有不变的自体性”，只是在“不断演化中成立”；成立也并非就绝对终止，“诸行无常”，其后也还是在持续地演变（印顺导师《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

佛教本身自然也不例外；他从时代背景中来，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演进中。如今称呼“佛教”，只是发展中的成立阶段；截出此一时段之教法，指为明确的佛法特质与佛学精义。但这毕竟只是“死的样本”而已。如同人在不同年纪拍摄的照片，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样貌不能不变。佛教也是一样，若将某一“样本”当作整体佛教来看，那就不能符合缘起之规律；如同管窥蠡测，难免以偏概全。

所以不能将佛法视为真空圣坛上的标本。唯有结合历史，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才能对佛教的产生、发展、流变、传播之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此外，宗教是人类意欲的反映，是无可厚非的心理需求。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性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固然不能忽略，所以先就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如此才能提纲挈领、知其本末，以避免教条和偏颇。

信仰，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愿望的追求和对未来希望的憧憬。我们的先祖走出荒蛮，为了生存需要，希望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局限于落后的知识结构、科技水平与生产力，只能寄望于未知。为了安抚彷徨无依的心灵，有意识地创造了神话与仪式，逐渐发展出自然神、泛神与万物有灵之信仰。

有经验的长者掌握自然规律，帮助发展生产，使社会组织初具雏形。后人为了纪念，便有祖先崇拜与人为造神。随着社会形态趋于复杂、组织管理日渐绵密，在超现实层面建立一类主持公道正义的力量，这便是律法神信仰。最后，统一的最高神出现了，那是政治与哲学的需要。人类社会因之不断凝聚，成为世间特殊的万物之灵的存在。诸多信仰元素、诸多宗教形态、诸多民族文化，全都留存下来，影响到后世文明的走向。

四大古代文明，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位于南亚的古印度文明。南亚，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西段以南及印度洋间；东濒孟加拉湾，西临阿拉伯海，以印度洋板块为主体，包括南亚次大陆及兴都库什地区。其地理环境大概可以分为三大板块。南方主体为西高东低的德干高原，两侧是海岸平原；由于三面环海，在科技落后的时代，无法轻易实现对外往来。

北部是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南坡之骤降山地。山脊高耸，从西北到东南斜亘着，将亚洲大陆隔阂在外。西北方有兴都库什山、萨斐德山、苏莱曼山、吉尔塔尔山等；除兴都库什山脉与苏莱曼山脉间的喀布尔河谷之“豁口”外，基本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在这片土地上，南北均有阻隔，使南亚次大陆呈现出较为独立的生态空间与人文环境。

南亚中部是由印度河、恒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成的广袤平原；丰沛的水利资源使此地非常适宜农耕。此外，恒河流域异常湿热，且拥有大片森林；这为宗教修行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又喜马拉雅山脉为南亚诸多河流的发源地，故被视为圣山，是古今诸多宗教的朝圣处所。森林与雪山，为构建印度文明贡献了非常重要的现实元素。

“两河流域”提供了广袤而丰饶的土地和优渥而安定的生活；这对草原游牧民族形成强大的诱惑力。他们前赴后继，从西北方的“豁口”——喀布尔河谷接踵而来，影响文明发展之进程。自西元前两千年起，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印度河流域。他们带来对太阳神与火神的信仰习俗，结合农耕文明的现实，融合在地传统，开启“吠陀时代”。后出的“婆罗门教”、“沙门思潮”、“吠檀多不二论”等，无不汲取了此一外来文明的养分。

渐进形成的“吠陀”之“教材”，支撑起上层建筑，成为近四千年来印度主流文化的骨干。随着殖民经验的累积，婆罗门集团（教权阶级）设计出种姓制度，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完善。（为了社会生产与治理之需要，必须设计出一套适合本民族、本地区实行的良序系统；这与我国周代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之设计，并儒家学派“从周”的初衷如出一辙。）

在那个时代，掌握了“教权”便能垄断资源；这些传承《吠陀》的教职团队（知识与经验的传承者）俨然成为贵族。在他们的倡导并带领下，“再生族”（同族治权阶级与自由民）可以通过祭祀，与（部落）神交好。神高人低，关系唯依于“祭祠”；依赖与示好逐渐成为宗教化生活的第一要务。

婆罗门教毕竟是神本主义的。在神教体系社会中，教权高于治权；宗教是一切存在的基础；现实必须服从于祭职口中的神旨。不从民众的需要出发，远离人心、人性，自然就得不到被统治者的支持。粗糙的教说无法避免被剥削阶级，尤其（异族）被殖民者的反抗情绪。由人权不平等，导致政、经、法、学等各方面的剥削与压迫；如此日久，必然产生反弹——直接导致反神权、反剥削的沙门群体出现。

这些人脱离阶级——从良序系统中出离；纷纷加入沙门集团，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自由者”（自然人）；被人们敬称为“神圣而应受尊敬的隐遁者”（《佛学大辞典》）。（期初具有现实性，故成员多以非既得利益者为主。后来，沙门逐渐具有了理想性，便不再有明显的阶级之分；无论哪种种姓，都有人加入此一阵营。）

沙门思想积极发展了“业报说”，认为现实无望，唯赖修行解脱；只有业尽涅槃，才能永恒安乐。（与婆罗门教的根本区别是神的主导性还是人的决定性。）一般神教不免热衷追求神的“垂青”，比如婆罗门教倡导的“祭祀万能”。然而在“业报轮回”理论的支持下，发展出“通过修行，人人都能实现解脱”的全新宗教形态。“众生平等”这一基本教义，是与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根本对立。

然而，“业尽涅槃”与“寂静涅槃”是毕竟不同的。沙门的“非神（主宰）”思想其实并不彻底，或多或少都还保有“灵魂说”的影子。由于不达“真实义”，导致对“业报轮回”的不同释说，使彼此的修行形态与理论方法异彩纷呈——或极端享乐、或极端苦行，趋于非理性。此外，沙门重视提升个人灵觉，开发出“禅定术”；这是纯粹的技术手段，目的是达到特殊身心体验。副产品是宁静与喜乐感受，有部分沙门导师认为这就是圆满解脱之涅槃。

沙门团体各自为政、各说各表，内外争执不休；不过对于婆罗门教，却是团结一致地反对。在这一时期，佛教做好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准备。印导说：“释尊的出现人间，有他的时节因缘；也就是印度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发生佛教的可能与需要”（《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法兴起与印度的时代文明》）。

种种学说演化到佛陀的时代，“经”各种思想“无限错综”开合“而来”，才有佛法出世的倾向。“成立”佛教“思想的条件”，“在印度宗教界”“发展到即将成熟”；“除了时代思潮或顺或逆的激发”，“特别”还“受了”前人的“师承”与“熏修”，并“与个人”“思想”“融合”、扬弃、发挥，“才有”佛教“出现”（《以佛法研究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

佛陀之前的各种教说皆脱不出“神我说”的窠臼。婆罗门强调“神”的作用，于是提倡祭祀与顺从。即便到后期，有了“业报”思想，仍割舍不了神的绝对权威。（当然，这也是为了其社会地位的保障。）沙门虽然脱出神教“他力”之调性，但其理解的“业报”仍有“灵魂”的影子（业报主体）；故又陷入非常机械的“宿命论”，以为必要“业尽”才能“解脱”。

佛教突破了“灵魂说”的壁垒。.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三明”，主观验证了“业报”与“无我”的真相，达到前人所未及的宗教成就。佛教提出：轮回无尽、业也无尽，但“灵魂”是没有的，那是一种错觉——“无明”；不知道“无我”真相的“无明”才是造成缠缚的元凶。就解脱层面而言，本没有灵魂之体，本没有神的作用（神只能在现象界参与）——一切缘起；未来之业取决于如今与过往的行为，所以关键就要把握当下的言行与意念。

缘起，故有为法“无常、苦、无我”；通达缘起、破除无明，故能“清净、离染、涅槃”。（《杂阿含经·八九〇经》：“云何无为法？谓贪欲永尽，瞋恚、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无为法。”）这一教法之精神，被龙树总结为“三法印”与“缘起性空”。在沙门诸师中，唯有佛教提出的“缘起论”，才能将“非神”与“业报”两者架构统一；是唯一能够实现真实、永续、彻底解脱的沙门之道。

释迦牟尼自行觉悟后，在其毕生的导师生涯中不断教化世人，复制成功经验。佛陀善巧说出实践经验教法，形成教言乃至后期形成的教典，流布世间。（其实，上层建筑不能脱离现实存在，更离不开治权与民间的支持。沙门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东方刹帝利治权理念对西方婆罗门神权逻辑的对抗。）因为在当时顺应了时代、人心、社会，还有成功架构、说法善巧的特点，才成为佼佼者；佛教脱颖而出，终成宗教明星。

佛教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色：中庸；这与佛陀的性格有关。其自幼生长的环境，本就在东西方两种思想的交锋处；所以他特能兼顾“自由”与“良序”之需要，扬弃并汲取《吠陀》、《奥义书》两阶段文化之精髓，远离沙门偏于自虐与放任的极端行法。得到了“最大公约数”，也就难怪会获取到相对多数的支持。

这里提到的“自由”与“良序”，是人类社会的两种价值倾向；可以简单理解为“个性”与“共性”之需求。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与机器，就是因为能将两种价值取向融合。个性与共性、自由与良序是一体两面的辩证统一，不能走向极端，否则就会面临两难。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是必要尊重的。所谓“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亨利），“自由诚可贵”（原文为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什么才是自由呢？解脱的圣者不再被业力束缚，而且他们的一言一行自然正直，达到“随（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的地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可惜，这毕竟只是适合小众的存在，没有普及的可能。

一般人理解的自由，就是所谓“‘自由意志’的实现”。然而，一定不能忽略人类社会群居的现实；一味追求个性与独立，不利于社会良序的维系。每个人都追求绝对自由，结果便是人人都不自由。只有每个人都让度一些权利，建立公秩序，才能维护社会整体的发展与稳定，最终使每个人的权利（自由）都能得到保障。

早期原始佛教就其本质而言仍属沙门范畴；尤其生活习惯，与沙门团体无甚区别，只是避免了无利益与无意义的享乐与苦行。由于这一先天特质，佛教始终都表现出极端“自由”的风格，往往无法被后来的主流社会所认同。虽然佛陀对在家外护弟子仅仅宣说基础教法，希望他们首先就要完成社会义务，然后在业余时间才来浅尝一部分宗教的修行。可惜这些教法并非核心内容，便没有不可替代性。（“一般劝善”的教说与其他宗教是没有多大不同的。）

此外，佛教教育原是开放型的：“缘起”是原理，“中道”是原则，“四谛”是纲领与组织；以此为核心，善巧撷取前人经验，是为“八正道”。目的只有一个：教学效果极大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三藏十二分教”，仍照着“诸行无常”的法则持续演进。佛陀灭后，从有教无类的灵活教学，逐渐演变为一沉不变的固定教材，那便很难“因材制教”了——不免“千篇一律”。再加上信仰习惯改变，佛教主流再也不能扎根到脚踏实地的理性实践之上了。

（佛教发展到部派阶段，不断走向形上，逐渐脱离群众，便失去了民心与活力。印度大乘最初适应了时代，其后也失却原义，沦为“愚民工具”。印度的佛教最终被沙门外道与印度教吞噬，销融殆尽在印度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切存在都将经历诞生、传播、发展、衰落之过程，这是不变的规律——谁也不能幸免。为了适应现实，一代又一代的佛教传承者积极探索，希望能让大众有更多的参与性；由此推动佛法演变，促使大乘佛法最终夺嫡，成为时代新声。大乘佛教建立以“共同解脱”为核心的“实相般若”、以“慈悲利他”为本怀的“广大方便”，与社会良序具有着无限合作的空间。这不但顺应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更在积极为佛教在地化之进程累积经验。

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所以必要符合地域民族文化的特点——这本身也符合佛教缘起（“随方”）之精神。代表了自由需求的原始佛教，与代表了良序需要的大乘佛法，先后传入我国；在尽可能保留核心教义的前提下，持续创造条件，经数百年锤炼，最终落地生根。这既是佛教随方适应的孜矻探索，更是不断在地化的伟大历程。

经无数传播者的共同努力，外来宗教华丽转身。沙门风格浓郁的印度佛教，进化为适应宗法制社会（良序保障）的汉传佛法；成功将看似对立的两种价值取向熔于一炉，可谓创举。因为适应了环境，逐渐找到了市场；佛教融入我国文化主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组成部分。

我国从秦朝开始，逐渐建立郡县制度，“一统中原”。自两汉起，对之前的封建制度、诸子学说反思总结。在此阶段，佛教传入，与本土民间道教思想交流、博弈。隋唐时完成三教合作之框架；在未来的千年中三教归流，互有消长，沿革至今。佛教，在近两千年来的中国化过程中成功转型；也是因为太过成功，使佛教逐渐失去了自我更新机制，成为一种新的“教条”。不过，时代洪流却不会因此等待。

近百年来，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佛教却一直在“固步自封”；失去市场、走向迟暮，成为必然。“旧思维”虽仍有惯性在，但是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不可能不变——这一点谁也无法抗拒。“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原语：“世界潮流……”）。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佛教唯有主动沿着在地化（缘起）的道路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重新找回舞台与市场。这一前景无疑是充满希望和光明的，但道路却不会一帆风顺。

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不少。首先，一定要感念国家政策的扶持。佛教本身没有力量（这是佛教本身的教义特性所决定的），难以抵挡来自其他宗教的“竞争”。放眼全世界，许多宗教的信仰人口总数全都超过佛教。在我国，佛教信仰者的人数也在悄然消退（尤其是年轻一辈）。而宣称信仰佛教的人，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佛教呢？事实上很不乐观。

要知道：文艺作品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塑造力、影响力不容小觑。一般人对于“佛教”其实并不陌生；然而提到佛教，大家都会想起什么？唐僧、济公、林冲、鲁智深；还有呢？一休！太多人把小说形象当作现实标杆，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沉积。国人对于佛法教义、僧侣印象，完全从《西游记》、《济公传》、《水浒传》，甚至动画片中得来，这对佛教而言是不尽公平的。

问题出在哪里？专业传播不够。这要从两方面的不足来检讨：一是专业的正本清源，二是传播的深入浅出。佛教的专业，如今要想掌握，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古今太多信息充斥，许多脉络非常难以厘青。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对于“义学”有意无意地忽视，成为整体衰弱的元凶。失去佛教特质的信仰实践，最终必然导致“被泡沫化”的结局。（“劝善”等非专业领域，佛教没有特长，尤其没有“辨识度”方面的优势。）

唐代以来，禅宗突起。由于其“高来高去”的行法风格，难于形塑；尤其对“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误解，将佛教“义学”完全弃置。（祖师的“不立文字”指“第一义谛”，并非在学习阶段就完全抛弃。“不依赖”与“不需要”完全是南辕北辙。“法尚应舍”，那是先有而后舍，不是都不需要；否则何来《楞伽》？）义学式微，导致“话语权”旁落，致使佛教任由他人诠释；便如断了线的风筝，离专业性越来越远。脱离“教理”，遂致流弊丛生。

禅的特质被无限扩大，似乎各行各业臻入“化境”即可称为“禅机”。然而禅的本意到底如何？无人关心。于是有了禅茶、禅乐、禅境等“文化”的开发。将“禅意”视为褒词，固然算不得是坏事。然而作为宗教人士，对自己的专业不能把握，只在饮食、着装、法器上“附庸”，那就不成体统了。再加上今时的一分教说（以讹传讹的“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悟”），令许多人仅以“一句佛号”当作佛法的全体，难免拉低佛教的整体水平。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传播佛法，虽然要广具方便，更是要本于专业。在科学和理性昌明的今天，各领域对专业化水平的要求非常之高。没有进行过深入、系统学习的人，很难对某一专业有全面、准确的了解。任何领域的发展，都非常仰赖专业人士的专业才能。只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专业力量才能更好地成为推动其领域进步的力量。

当社会大众开始重视专业意见，作为业务专精的专职人士便要争取做深入浅出之宣传。佛教本身是外来宗教，再加上哲学思辨的特点，使一般群众对此颇为不耐。唯有本于专业，不断释说，在潜移默化间让大家了解佛教本意，如此才能消弭隔阂与误解。随着社会大众对正统佛教的了解加深，便会提出更多更为合理的“要求”，教职人员即能引导佛教发挥更大、更多、更为积极的作用。如此，业内、业外彼此合作、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笔者曾与许嘉璐先生座谈，就相关话题进行过讨论。许先生说：“学者要走出象牙塔，关注当下、关注实践、关注未来。……很多我们的研究，有没有必要？有必要！比如说考据，……那纯粹是书斋里的，那当然是需要的。但大家都在搞，没人走到老百姓那里去；不行！……你必须跟老百姓结合。我们学界、宗教界应该高度注意这个问题。无论是哪一个学术，哪一个系统，……既需要玄奘，也需要能把读起来很艰涩的东西化为普通老百姓能掌握的东西；像我国台湾，既需要印顺，也需要星云。”（《梵净论坛》期刊二〇一四年第二期）

其次，传播宏扬佛教文化，必要继承传统。当然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断然否定；要用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予以扬弃。面对各种资料，对于精华的部分、积极的部分、有利于建设和团结的部分，尽可能开发；而一些腐朽的旧思想、旧观念要予以鉴别并保留意见。此外，除了汲取传统养分，更是要勇于创造。唯有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展望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不失根本的前提下随顺时空因缘，有意识地拓展视野境界，如此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

最后，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启蒙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大势所趋。如何在多元文化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也给其他文化找到合适的价值，是一个应当正视的问题。一味抱持“自己最好、他人不如”的文化沙文心态是要不得的。每个民族，当然要保持自己的特有文化；学习、继承、扬弃，以适应现实、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走出去，面对其他文化作平等之对话，取长补短——这才是积极的、正向的、有效的交流。

唯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把民族文化建设好，这才是当今学者所应该努力的方向。然后积极深入基层，将成果让群众来打分。只要大家接受、认可、欢喜，那就是真正地做了一点事情。始终坚持开放的态度、正确的道路、柔软的身段、群众的检验，这是如今我们宏扬佛教文化所应具有的精神与态度。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一般佛学爱好者不可能花费太多时间在佛教专业上；便需要一本“简易教材”，对佛教作通盘介绍。纵观目前流通的佛教书籍，或者过于专科（“学术类”）、或者过于业余（“鸡汤文”），不能适应有一定要求的读者的需求。此外，许多教材讲印度佛教的便专讲印度佛教，不容易与现实联结，讲中国佛教的便专讲中国佛教，不晓得其缘由本末；这是无法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的要求的，即难以在读者中形成共鸣。

如何让一本介绍佛教的书籍既专业，又全面，还容易阅读，这便是纂集此书的初衷了。前三章的内容，基本将佛教产生之因缘、经过、成果讲清楚了；争取还原佛陀在世时的合理状况（“第一历史”无法再现，所以只能是“合理状况”，而不是“真实状况”）。其后数章是对后世佛教的介绍，包括导向大乘与传入我国的发展历程，还有笔者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

第一章有一点跨出“专业”，是想尽可能多地挖掘历史信息；以便说明一个道理：一切东西都是缘起的，佛教同样如此。佛陀与佛法，不会从天而降，否则就不是缘起，而是“无因中生”。将佛教产生的时节因缘介绍清楚，还有一个好处：让艰深的教义变得容易领略；同时也方便理解为什么龙树、弥勒要作“二时”、“三时”之努力：都是希望佛教回归正统，不要重新落入婆罗门教与佛前沙门的窠臼。

佛陀是真正的有教无类的典范，因材施教、因缘决定——针对不同对象，提供不同意见；关键是三毒熄灭，是不在乎形式的（个人解脱不需要拘泥形式，团队协作就不一样了）。回到根本：一切服务于人，人性才是关键。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两大原则：首先回归人性，以人为本；第二回归正统，深入浅出。努力保持平衡，争取用持中的叙述方式，依据佛教思想发展脉络，点出始末本怀。

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把多种价值平易介绍出来；让所有对佛教有兴趣的人摆脱旧有的宗教化情结，消除对宗教的神秘印象，了解属于人间的真实的佛教。至于信与不信、接受不接受，那要开放心态，让读者自取。得到养分、提升生命，才是关键，不是吗？愿我的努力，使信仰可以很理性；同时为佛教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繁荣、民族的伟大复兴，略尽一点心意。

其实，纯谈信仰很容易，因为说对说错不至于立竿见影；但我始终是避免的，因为容易导致投机。书中尽可能运用一些事件，来还原当时的真实情景，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佛教。恢复这一形象，并非要造神；如果坚持拘泥于某一表现形态，那就变成了“教条”，又犯了许多人犯过的错误。认清楚事实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抽象而有效地继承；然后放眼现实、立足当下，解决实际问题。如同“筏喻”，在得度之前还是要拿来用一用的。

猛然想起：自二十年前起，我的座右铭就是“纯粹”二字；似乎一切都有缘由。如今纂集此书，只为抛砖引玉。一方面将多年所学总结整理，提供读者些许方便；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打好基础。无奈才疏学浅、能力有限，已是强弩之末，不敢说利益他人。只是觉得，每一代传播者都要勇于担当；本于时代精神，对辗转传来的文化资产要有所把握与传承——这是一种责任。若有错谬，只能说一声抱歉了。期待您的批评与指正。tyanyou@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