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人性所需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在人类文明之初，受知识水平、生产能力低下的局限，孑然于荒野；在山洞中寄身，靠简单狩猎和采集果木维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智力低下，与万物同生。
每每遇到天灾，尤其雷电所导致的森林大火，原人恐惧，唯能躲避。待灾难过去，他们走出洞口，嗅到森林中动物被烧烤后发出的特殊香味，难免饥不择食。其口感当然超过生肉，久而久之，人类开始熟食。
这一“饮食革命”丰富了食品的种类，有利于食物的消化与吸收；增强了营养，促使大脑发育，思维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人类走出懵懂，逐渐有了灵性；这与生产能力提高，群居现象出现直接相关。在原始社会阶段，先民们唯为生存打拼；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又必要依循自然规律，逐渐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人
同时自我意识萌生，独立于天地间，难免惴惴不安。为了安抚脆弱的心灵，给予彷徨无依的族人以信心与希望，几乎每一种文明都创造了神话。许多神话都是构成形上学的素材，经代代转述，发展成信仰，也使“哲学”得以萌芽。
（早期宗教的载体是神话，因为离现实太远，只能在后续的传播过程中不断用“形上学”来跨建桥梁，随之导致神学、哲学、政治伦理学等领域的不同走向。）
由于理念共鸣的作用，使原本独立的个体间有了向心力；随着抱团优势逐渐凸现，聚落初具其形。彼此合作需要沟通，互相交流需要语言，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起点。人与人之间有了合作，甚至分工，以此增进生产能力，使人类部落有了异于动物群居的优势与特点。
沟通成为可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听谁的？这是务须解决的问题。动物的办法是打架，作为万物之一，人类自然不能避免。但聪明的人类有了新想法：流血冲突的社会成本太高，强争恶斗会折损有生力量，这不利于部落内的生产与部落间的竞争。
而且，面对自然母亲的洪荒之力，部落内外往往需要深度合作。于是，从力量凝聚逐渐过渡到理念凝聚。当时的理念比较简单，未有专门的形上学，生活经验才是宝贵财富。掌握自然规律的老人们成为部落中心，他们的话语变成权柄。
文明代替武力，成为核心价值。通过耆老的指导，人们不断战胜灾害，部落规模逐渐壮大。有人开始试想：人与天之力量似乎可以博弈，（继而考虑成本问题，）是否能够与“神”沟通呢？总有一些富于感性的人似乎特有灵感，于是专任的神职出现。如《增一阿含经·七日品》说：“初有刹利种，次有婆罗门……”。
这些神职对自然现象崇拜，如果有所心得，便能垄断话语权，成为团队的领头人。再加上一些粗犷的肢体行为，崇祭现象出现。有了信仰对象，有了角色权威，还有仪式内容，是为最初的信仰与宗教之萌芽。
同时，为了增强信任感，祭祀理念不断产生，仪式臻于规范。这是早期人类所能找到最基本的投机生存法则：讨好神灵，并相信冥冥之中会有一股神秘力量，使人趋吉避凶。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的原始信仰模式：神灵主导一切，顺从与祭祀成为必要之重。
早初信仰是朴素的，大概属于自然神与部落神（祖先）的崇拜。有经验的祖先传授技巧，似能找到规律，减少损失而能避免天灾，这样的部落会产生对祖先的崇拜。相反若祖先经验不足，或者灾难过于强大，使得部落损失颇巨，便会将畏惧心理放大，从而发展出自然神信仰。
自然神以力量为胜，但无法沟通；而祖先灵以经验为胜，但无法主宰。两大信仰类型与模式全都留存下来，成为人类诸多文明的共同基因。
承认神格存在，并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是神教。神教认为“宗教天启”，突然会有一位拥有超人格属性的导师（翻译与媒介）出现；得到神启，形成经典，在世间流传。
世人依据“神旨”，照本操作，听话者得益。至于人类的宗教成就，到底能够与“神”同样，还是与“神”同在？这就是神学与哲学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了。
随着社会发展，为因应秩序、道德、伦理之需要，律法神、祖灵神、人造神被先后炮制出来。其中，提供贿赂，进行谈判，追求心理与物质投机的，是民俗（巫觋）信仰；追求内在提升，能够带来欣慰与力量，希望在精神领域达到宁静与愉悦的，是信仰。而“宗教”，则是一种教说，为抽象的信仰心理活动，提供具体的规范意见和实践指导。
最后，为了解决累积出现的逻辑问题，与生活无关的形上神也出现了。被称为“位格神”的存在，大家谁都没见过，然而“第一因”始终是哲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信仰不成系统的时代，人们共同信仰一个未知的存在，似乎可以直接进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时代。不过可惜，部落文化习惯不同，导致彼此对神所描绘的人格形象差距极大。
想来也是正常，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游牧部落、渔猎部落、农耕部落、商贸部落等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形态本来就各异，再加上侧重演绎，自然会有不同诠释。再加上各民族文化所约定俗成的善恶是非标准不同，造就了千差万别的信仰形式与民俗传统。
所以本质而言，人，才是一切的根本；所有哲学、信仰、宗教、文化等人类文明之创造，全都本于趋乐避苦之人性所需，这也是原始宗教产生与存在的意义。如果违背这一宗旨，便会成为乱源。
由于宗教反映了人类的意欲，所以只要抓住人性，也就执住了牛耳。一切为人类更好地生活，一切为生活更加得美好。只要能够服务于人，便是人类之福；不能服务于人，便会被时代所淘汰。如果本末倒置，刻舟求剑，一味恪守旧有的教条化“真理”，削足适履，达到扭曲人性的程度，那就必将导致隐患。
这里有一个问题：标准。所谓“更好地生活”，“更好”的标准是什么？好与坏的定义由谁来给定？面对人为的造神与垄断的权柄，每个宣称掌握了真理的人无不信誓旦旦，可谁才是对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岂能由人任意诠释？）至于“口衔天宪”，那更是一种“循环论证”。
从本质上说，苦与乐是非常主观的相对概念；不苦即乐，不乐即苦，所以并无绝对。《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事关个人感受，标准全是人为。如《大乘广五蕴论》说：“乐受者，谓此灭时有和合欲；苦受者，谓此生时有乖离欲。”笑纳与拒绝，几乎全都出于本能，便很容易将两者对立起来。
基于这种理念，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关于“吃苦赎罪”的教说，比如基督教苦修派与沙门苦行派等。为了将来更大的幸福，企图用今生的极端痛苦争取偿换。这是等价交换的概念吗？还是以小博大？这个方便（捷径）的“游戏”规则真实存在吗？是谁制定或者创造的？有太多太多的含糊空间，被所谓的“神旨”粉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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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鞭笞者
由此对宗教本身反思。如果怀有私心，对功名利乐、福禄寿喜始终有所期望和祷求，即是民俗巫觋信仰。（这是人性使然，与善恶无关。）继而提供心灵指导，帮助内心平静喜悦，这就成为一种单纯纯粹之信仰。（内化之信仰，较接近心理学。）再进一步即是超道德范畴，因为超越了善恶得失有无，甚至一切存在都可以被检视和怀疑，这就几近于哲学了。
良性宗教有道德补充的作用，哪怕世俗崇拜之形态，在道德层面都有提升品格的辅助作用。普遍认为宗教是劝善的，但善的标准无法统一，所以社会良序与道德规范要完全仰赖宗教并不可靠。
虽然宗教中的戒律很像法律，但不能替代法律。因为人类欲望若膨胀到邪恶的地步，便有可怕的蒙蔽作用，使得宗教与信仰恶质化。而且，宗教价值观是不稳定的，会轻易（由极少数人）随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还有，宗教（尤其神教）道德观往往与常人的认知差距很远。因为有形或无形的存在超越一切，掌控一切，于是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毫无保留地奉献。所以，宗教内部的价值标准代表不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必要用法律（现代法治）来设置底线，比如不能用伤害他人、侵犯公众利益之手段来牟取一己幸福等要求。
世间伦理、一般道德、公平正义、游戏规则，唯有取得广泛共识才能发挥良善作用。否则人人依据信仰别出解释，我行我素，那会造成混乱。唯有通过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制定的准则与底线（法律），才是保障所有人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也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
逾越了法律际线，便由法律制裁；逾越了道德底线，则只能冀望于心生惭愧。至于宗教戒规，只能在宗教内部行使权力，不能对教外人士置喙；尤其没有强制约束力，保障并不坚实。所以宗教只能作为补充，无法直接成为社会良序的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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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行
还有第二个问题：对于旧有的教说，是直接继承还是抽象继承？
佛陀死后，僧团为了传承教法，决议召开集诵大会。大会伊始即遇到难题：佛陀在过往的教法都保存在集体的记忆中，并未形成固定文本。对于原本极具针对性的随机教法，是该巨细靡遗地保留下来，还是仅仅总结其精神，概括其大要？
所有资讯都在代代传诵中继承，局限于载体的落后，非常容易发生错漏，阿难就遇到过这个难题。后来即便有了文字，但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合，各说各话且都是“嫡传”，如何确知正义？这个问题孔子的后人也遇到过。
而今去圣时遥，如何面对数千年来的各种意见？是模糊着通盘接受，还是另起炉灶全然忽视？看来都不允当。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教说，由于时空环境有了变化，许多所谓“真理”都已趋于教条。对于这些教法能否适当调整？遇到新问题是否有扬弃的空间？
理性的选择，是把历史记录当作一种精神丰碑以抽象继承，取其精髓而能根据现实合理变通，否则就会囿于枝节，谬失本怀。然而宗教情绪往往趋于感性，甚至选择权都到不了当事人手里。于是这一难题在佛教的第一次经集法会中并未彻底解决，以至造成后来的分裂。
代价如此之大，但是无可奈何。再到部派时期，又要重新面对这个难题：所谓守则身死，变则神亡；面对困境，是该变质以迎合市场，还是守旧以等待时机？不同地区的僧团纷纷作出抉择，致使佛教分裂之态势再也无法逆转。
直到大乘佛法出世，才将这一问题巧妙地化解开。大乘行派将自身修行与利他济世、教法继承与发展需要、根本原则与顺应时代的矛盾选项，在理论上巧妙兼顾。由于其强大的包容性，不断顺应了时代与人民之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性使得佛教中的这一流派成功夺嫡，终成历史选择。
所以每个世代的文化传承者，必要对前人累积的经验完整继承；同时还要能够与时俱进，依据客观现实之状况，创造性地引导“本本”与“教条”相适应于当下社会之需要。否则，不顾当下，捧着过去的金科玉律自行其是，那是会对社会与他人造成困扰的。
再来，还有宗教情绪的问题，信仰应该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西方的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唯其荒谬，我才信仰。”因为神教的信仰对象具有形上之位格，超出人类理解能力范畴，所以才会诉诸于感性的宗教信仰形式。
而东方信仰则强调交流与交融，只有真切体验才能让“信”趋于踏实。佛教即有这种特质，故要求先对“实相”掌握，才能“真实皈依”，使“信仰”完全建立在事实基础与实践验证之上。这种“信仰”不容丝毫非实证因素，因而在一切宗教中显得极为另类。
原始佛教强调正信与皈依，故不许对未知对象信仰盲拜。然而这种教说过于小众，只能适应于内众弟子，并不利于在大众中传播。因为一般群众对于信仰的需求是以心理寄托为导向的，所以佛教在印度始终未能成为主流。（不可否认，趋吉避凶是人之天性，应当予以尊重。）
这种“理性信仰”的特征，还表现在佛陀的传教风格上。佛陀曾对耆那教主尼犍陀若提子（摩诃毗罗）的在家弟子优婆离说法。优婆离请求作佛弟子，但佛叫他不要急于决定，必要慎重考虑。佛说：“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谨慎考虑是确当的。”
优婆离再三表示依皈的意愿后，得到佛陀应许，并要求他能一如既往地继续敬重和供养之前的宗教导师们。佛陀尊重每一个人的自主选择权，是宽容宗教的典范。（所以才有“自皈依”的教言。）这种开放的精神与态度是值得重视的。
每个人思想不一样，习惯不一样，需要不一样，即便是家庭中的眷属，大家相处一起，也没有办法使思想习惯完全一致。最好的相处之道是互相尊敬、互相包容，唯有尊重他人的自由，才能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
人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要了解别人，知道别人不需要什么。比如戒律，不但自己得利，还要饶益于他；自他都顾好，才是真正的善良。不能妨碍于他，也不能强求于他，这是“行善”的基本前提，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尤其宗教情感），绑架他人的自由；既然自己不想被人剥夺选择权，那就应该避免这种侵权行为。传统说法：要推己及人。我觉得不够好，有点以个人为中心了。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还是要了解他人的感受；人所不欲，勿施予人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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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玛经
佛教中有著名的“四大教法”（“依法不依人”）与《卡拉玛经》，充分体现了佛教“重法轻人”的原则。所以我始终坚持：现代宗教不应仍保留其倾向于感性的特征，应该杜绝主观盲目的狂热，而保持客观冷静的理性。
佛教的特质在于自由与良序。原始佛教的核心偏重自由，努力于不受有形无形一切力量的约束，超然在世间、出世间外。而大乘佛教的核心偏重良序，在确保自身不受缠缚的前提下，帮助社会建立良序机制，使得人人都能得到共同之利益。
所以在大乘佛教中，多有利他技巧之方便。比如四摄法，又如菩萨戒中的“饶益有情戒”，全都指向一个原则：必要先团结。让人发自内心生起欢喜，然后才是言传身教，给予榜样，令他思齐。否则情绪上来成了仇人，再好的东西对方都不要，那又如何利益于他呢？
一切源于人性，也必要回归人性。文化传播不能像病毒植入，强行灌输。那种为传播而传播，将价值观强加他人的强势手段是一种洗脑，而非教化。
要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人独立思考的权利。要尊重他人的选择，而不强迫；要尊重他人的幸福，不去打扰。用佛教的话说，可以自赞，可以推荐，但接受与否则不作强求。
所以本书定位，不为推销什么；只是将相关信息的脉络理顺，提供给读者尽可能专业、充分、明晰、公允之素材。虽然作者会有意见，但仅供参考；最终的取舍权，当然属于每一位读者。不论大家得到什么，都只是自身相应作用的结果，与作者无关。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我始终坚持的尺度。虽然本着追求专业的初衷，但我一直谨守分际；限缩在既提供了资讯与意见，又未染指选择权的夹缝间。这是我的初衷与意愿，如果没有达到，那就只能说抱歉了。
附录：“四大教法”
摘自南传《大般涅槃经》
世尊说：“诸比库！有比库说：‘我从世尊口中亲自听闻：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大师所教。’
又有比库说：‘某处有僧团，诸长老与耆德居住其中，我从该僧团处亲自听闻，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大师所教。’
又有比库说：‘某处有众长老比库，为多闻，善知其承传，善忆持律，善忆持戒者，我从那些长老处亲自听闻，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大师所教。’
又有比库说：‘某处有一长老比库，为多闻，善知其承传，善忆持律，善忆持戒者，我从该长老处亲自听闻，此是法，此是律，此是大师所教。’
对此比库之所说，不应赞叹、不应排拒，并无赞叹或排拒，而当善理解其辞句，或以律藏印证它，或以经藏确认它。
若无法从律藏中获得印证，或从经藏中得到确认，则当作此结论：‘这些话绝对不是世尊所说，是该比库，或该比库僧团，或该长老们，或该长老的误解。’你们当依之予以拒绝。
若此言能从律藏中获得印证，或从经藏中得到确认，则当作此结论：‘这些话绝对是世尊所说，该比库，或该比库僧团，或该长老们，或该长老正解无误。’”
下文摘自北传《长阿含经》卷三
佛告诸比丘：“当与汝等说四大教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诸比丘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何谓为四？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诸贤！我于彼村、彼城、彼国，躬从佛闻，躬受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一大教法也。
“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和合众僧、多闻耆旧，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彼众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持此，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者何？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此为第二大教法也。
“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众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众多比丘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汝当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是为第三大教法也。
“复次，比丘作如是言：‘我于彼村、彼城、彼国，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仪者，亲从其闻，亲受是法、是律、是教。’从其闻者，不应不信，亦不应毁，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法、依律究其本末。若所言非经、非律、非法者，当语彼言：‘佛不说此，汝于一比丘所谬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法、依律，汝先所言，与法相违。贤士！汝莫受持，莫为人说，当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经、依律、依法者，当语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说，所以然者？我依诸经、依律、依法，汝先所言，与法相应。贤士！当勤受持，广为人说，慎勿捐舍。’是为第四大教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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