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云掩月念
- 引言 -
肯·福莱特“世纪三部曲”中的故事贯穿了二十世纪的三大战争，虚拟与真实相互穿插，德国、美国、俄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五个国家或地区的五大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因历史变迁而各有不同。
在众多人物中，我对作者笔下的女性角色较为偏爱——从茉黛到她的女儿卡拉再到领养的孙女丽贝卡、从艾瑟尔到媳妇黛西再到孙女伊维、苏联格雷戈里的孙女坦妮娅和后来的孙媳妇的娜塔亚，在美国致力于争取黑人和女性权利的玛丽亚和维蕾娜……
从少女到女人，她们无论是面对性别上的歧视还是战争的磨难，每个人都勇敢地活出了自己的性格，坚定着自己的追求。所以看完整套书后我想记下书中的这些女人们，而今天要分析的是坦妮娅——一个出生于苏联红色家庭的女孩，面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暴政，她是如何思考的？做出怎样的选择？她和瓦西里，20多年的情感纠葛最终又走向何方？
- 1 - 生平
坦妮娅·德沃尔金，1940年前后出生于莫斯科。她的外祖父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功臣之一。她已故的父亲伊利亚·德沃尔金，是克格勃上校。她的舅舅沃洛佳·别斯科夫是红军情报机关的将军，舅母卓娅是苏联研究原子弹的物理学家之一。她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德米卡，是赫鲁晓夫的助理。
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她的生活是相对优越的，不存在物质上短缺的问题，或许应该说属于苏联的富裕阶层。小时候随外祖父格雷戈里住在柏林的外交官公寓，而现在和母亲安雅、双胞胎哥哥德米卡一起住在苏联特权精英所住的政府公寓。
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坦妮娅确实可以过得悠然自得。就物质上而言，是的，她过的很好，但是她并不满意自己现今的生活。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处于赫鲁晓夫时期，或许科技和军事实力尚可和美国形成掎角之势，但经济和农业上的改革都没有给苏联带来实质性的进展，而言论自由更是无从说起。
- 2 - 事业
她是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一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从苏联到古巴，再到布拉格、华沙，她亲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布拉格之春的破灭、波兰团结工会的罢工和被军队镇压；
她是《异议》的出版人、撰稿人、主编之一，因散发非法出版物而差点被判刑；
1963年开始之后的二三十年，她利用每年三月的莱比锡书展将瓦西里的作品带到了西方，给世界展示了当时的苏联社会；
1961年，坦妮娅22岁，是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记者。她的文章能在不触碰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吸引年轻读者的心，所以作为通讯社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知名度颇高，经常被上面分派一些难度很大的采访任务。
如果说工作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许就是写的报道经常被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奥普特金否定，因为对方是一个没有编辑资历的教条主义者，带着确保报道不违背克里姆林宫准则的任务以党代表身份出现在这个部门中。对于坦妮娅一些写实的报道、对于坦妮娅拒绝邀请哥哥一起参加他的聚会而心生不满，在工作上屡次刁难她。
“彼得才不在乎我去不去呢，”坦妮娅说，“他是想要目前正在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我哥去。”坦妮娅经常会碰到些为了结交她家里的大人物而和她交朋友的人，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关于坦妮娅工作上的叙述，首先就是她为描述一个来自莫斯科有理想有追求的苏联妇女如何在西伯利亚的艰苦环境下养活全家的伟大经历，但是似乎文中对于西伯利亚的恶劣环境渲染得过于写实，似乎这不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的恶劣环境而被奥普特金批评。
除了明面上的记者工作，她还是一份非法出版物的创办人。《异议》，是她和瓦西里合作出版的一份报道审核制度、游行示威、审判和政治犯的非法出版物。这种地下出版物在当时的苏联传播很广，但终究是地下出版物、非法出版物，连打字机都要小心藏好，不然被秘密警察抓住就有可能被冠以颠覆国家罪而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
为了救从意大利演出完回国因私带了两本《日戈瓦医生》而被关在了劳改营的男高音歌唱家波蒂安，她写了一篇关于波蒂安在劳改营的生活的报道，并和瓦西里一起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散发。
1961年的早些时候，莫斯科的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前读诗，一个长年的民间诗会渐渐形成，其中有的诗作会隐晦地批评政府。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治下连十分钟都持续不了，而赫鲁晓夫却不然。
赫鲁晓夫的改革包含了对文化界有限度的容忍，这容忍仅仅是有限度的。虽然政府未对诗会下手，但是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周围，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秘密警察的踪影。因为刊物上关于波蒂安的报道引发了群众的愤怒，产生的骚动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在混乱中坦妮娅和瓦西里都被逮捕。因为舅舅是将军、哥哥是赫鲁晓夫的助理的缘故，坦妮娅得到了释放，被派遣到古巴，作为严重事件的小惩罚。
她和哥哥德米卡几乎是无话不说，但是在关于苏联是否应该由共产党继续执政，是否应该继续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他们一直分歧很大。德米卡不能理解她的激进，而她认为德米卡和克里姆林宫的革命根本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面对哥哥对社会主义抱有的期待，她是略带些偏激的，但是他们都没有错。坦妮娅和德米卡想做的其实都是一件事，就是让苏联摆脱暴政，让人们能看到自由的希望。对她来说，作为一个小记者，笔、文字和打字机是她的武器。
“我们正在承受着暴政的压迫，”坦妮娅说，“必须做些什么让希望留存下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时代。”德米卡说。“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你应该帮忙解决问题，而不是四处煽风点火。”
“如果没人被允许谈论这些问题，又怎么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呢？”
“革命到现在都已经四十年了，还需要多久你们才可以承认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呢？”
1962年，坦妮娅23岁，作为塔斯社的记者被外派到了古巴。她为塔斯社写了不少关于古巴的文章，一边写着古巴对苏联的感激，一边以密电的方式将古巴的现实传送给克里姆林宫的哥哥。
1962年的7月，苏联开始往古巴秘密运送导弹，将几十枚导弹和几十架飞机拆开装到集装箱里运往古巴。在苏联执行赫鲁晓夫任务的是德米卡，而在古巴，坦妮娅协助核实哥哥的命令是否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因为古巴人民开朗乐天的精神感染了她，坦妮娅也逐渐爱上了这个国家。对于苏联将导弹秘密运进古巴的行动，她为古巴人感到担忧，毕竟美国才是仅仅相距九十英里的邻居，如此忤逆自己的邻居，只怕古巴人会要吃苦头。而且她对古巴革命的前景很悲观，尽管卡斯特罗的一些做法令人尊敬，但他也是坚持不需要选举坚持要有秘密警察清除异己的独裁统治者。美国的敌意使得古巴离苏联越来越近，这又增加了美国入侵古巴的可能性。
这次的导弹能让古巴真正要摆脱大国的阴影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吗？如果成功的话，也许可以，坦妮娅是这样希望的。而且她也非常明白，核武器只能用于威慑而不能真用上。为了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挑起一场核战争，让整个世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那是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核武器是当威胁用的。美国会摄于它的存在而不敢侵犯古巴。如果真要用上核武器的话，我们也不会是胜者。”
面对美国对古巴的制裁而导致伊萨贝拉港口满目萧条，成了一座鬼城，她害怕彷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对于言必自由民主的美国私下派武装匪徒袭击无辜的古巴百姓，她绝望地想要知道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言行一致的政权存在；面对古巴全民准备和美国人进行一场肉搏战，她苦涩无言。对她来说，全人类的生存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能自由平等地和平相处，这才是她的愿望。
1963年，坦妮娅24岁，回到莫斯科继续做她的记者。她对瓦西里被判犯有“反苏行动和宣传”罪，在西伯利亚的劳役营服刑，而作为同犯的自己却安然无恙感到内疚，但刑期满后瓦西里却依旧没有任何消息。她一直私下打探，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一天下班途中，一个脏兮兮动人给了她一封脏兮兮的信。信封里是瓦西里写的小说——《冻伤》，一篇描绘西伯利亚劳役营生活残忍至极、向外界展示西伯利亚的严酷的短篇小说。
在坦妮娅看来，瓦西里的小说里劳役营的生活就是苏联社会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无法企及的方式道出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她觉得非常懊恼，因为每天她在报纸和文件上发表的文章都在全苏联范围内发行，但她每天都在逃避现实。没有公然撒谎，而是故意忽略了贫穷、不公正、落后等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社会事实。看了瓦西里的文章，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
为了能让大众看到瓦西里的小说，看到苏联社会的现实，她请上司丹尼尔帮忙将稿件推荐给《新世界》的杂志编辑。可是克里姆林宫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后，赫鲁晓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保守主义的勃列日涅夫。因为勃列日涅夫收紧了政策，《冻伤》终究还是不能发表在《新世界》上。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坦妮娅还是很失望。
她找了个理由前往西伯利亚，想要找到瓦西里。这个时候的瓦西里在一个发电站当电力工程师。幸运的是，他们相见了。他脸上很憔悴，但目光中除了看到坦妮娅的吃惊外还有希望和期待。他似乎比以前更有勇气和力量了。
为了让瓦西里的文章可以让世界看到，坦妮娅前往莱比锡书展寻找西方出版方。如果被发现，她会被判以“秘通西方”的罪名，但是她觉得自己已经看清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质。她觉得世界上所有存在压迫的地方都有这样一群像哥哥德米卡一样不愿正视可怕现实的人，而自己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图书交易会上她遇到了安娜。《冻伤》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让克里姆林宫内部非常恼怒。在之后的N年间，瓦西里用“伊万·库茨涅佐夫”这个笔名继续写作，而坦妮娅利用每一年的莱比锡书展将他的稿件交给安娜。到
1968年，坦妮娅临近30岁，在布拉格的她睡梦中惊醒，惊慌失措跑到街上时看到了苏联的坦克——“布拉格之春”转瞬即逝；
1976年，坦妮娅37岁。外祖父病重。在外祖父的病床前，她和哥哥讨论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似乎真的毫无希望。她不断思索，想要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究竟哪儿出了错，为什么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演变成暴政。也许是列宁对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外一切报纸杂志的禁锢导致的？不同意见得不到传播，固有的一些观念得不到挑战，批评报道的缺乏使得各种形式的压迫越发猖獗。
1979年，坦妮娅40岁，她对自己的人生越发不满意。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在追随瓦西里，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将他的天才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但是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之后在华沙，她亲历了波兰格达斯科列宁船厂的罢工运动，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大会的现场亲见工人和当局的谈判，也亲眼目睹了雅鲁泽尔斯基采取军事手段对团结工会进行的镇压。
1982年，坦妮娅42岁，从华沙回到莫斯科。瓦西里的诚意终于打动了坦妮娅，她愿意试着相信他，两个几乎一辈子都是朋友的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同时，坦妮娅也下定了要离开苏联的决心，因为她对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至少她和瓦西里都不认为有生之年能看到苏联变得更好。
“我总是想让苏联变得更好，不想离开苏联。但在团结工会的失败以后，很难相信苏联会变得更好。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进程可能得延续上千年。”
1985年，坦妮娅45岁。戈尔巴乔夫成了苏联新一任的总书记，开始了苏联新的改革。但是在坦妮娅看来，这一切好像给人希望，但也是象征性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西方，如果波恩和华盛顿的鹰派做出威胁或攻击的举动，那苏联高层只会回到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和军事上穷兵黩武的老路上去。她对苏联的未来依旧抱着悲观的态度。那不勒斯剧作家研讨会，也许是她和瓦西里离开苏联的好机会，可是，即使有德米卡的帮助，也没能让瓦西里获得出国参加研讨会的名额，因为他有1961年参加颠覆活动被送到西伯利亚改造的“黑点”。
“这么说我们被陷在苏联了。”坦妮娅说。
“和卓娅姑姑一样，我们永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
1989年，坦妮娅49岁，重新回到华沙的她看到了团结工会的死灰复燃，看到了波兰选举共产党的失败，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暴力镇压；
波兰选举后的坦妮娅会还有哪些经历，作者没有讲述，但是1989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她害怕和痛恨的暴政结束了。
- 3 - 爱情
“二十年了，我们甚至都没有接过吻。”
她的起点是瓦西里，终点也是他，虽然其中有过古巴的帕兹和华沙的斯塔兹两段短暂的激情，但从莫斯科到古巴到华沙，最终还是回到莫斯科，她也回到年轻时的那个起点。她和瓦西里做了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灵魂伴侣，在她42岁那年终于成为了生活中的伴侣。
瓦西里，是一个世界级的作家。他比坦妮娅大8岁，私生活似乎有些混乱，贪恋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对坦妮娅而言，她爱他，爱他的聪明、勇敢，仰慕他的才华，但他可以是一起为俄国人的自由而反苏联社会主义的搭档，是知己，却不可能成为恋人，并非无动于衷，只是她不认为瓦西里会对她这个二十二岁的“老女人”认真。
“我二十二岁了——对你来说，已经太老了。”
“我可以为你破例。”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
“你不会的。”
“我会的。”
“也许五分钟吧。”
“永远。”
“坚持六个月，我就会考虑。”
“要六个月吗？”
“如果连六个月都坚持不了，奢谈永远又有何意义。”
或许原本就不认真，只是觉得有必要向眼前的女孩示爱而已。但或许在那一刻，瓦西里是认真的，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认真，毕竟他一直都是这样游戏于众多女伴中的花花公子。
在马克雅夫斯基广场散发《异议》引发骚动被秘密警察逮捕后，坦妮娅被释放，而瓦西里却因此而获罪而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在失去瓦西里以后，坦妮娅才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强烈感情。她思念他，比自以为的还要思念。
不过美女都不会寂寞？又或许是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潮流？虽然想念瓦西里，但在古巴的坦妮娅却也认识了另一个人——帕兹·奥利瓦将军，一个俊美高大，有那么点威严感，笑起来非常爽朗的一个古巴军官。最后因苏联没有征得古巴的同意就拿古巴和美国进行交易，帕兹在愤怒之下说出了自己和她在一起是因为他以为坦妮娅是赫鲁晓夫的特使的真相，两人不欢而散。
但即使没有利用的成分，他们也不会走到最后吧。帕兹是一个对提升古巴的民族自豪感有着疯狂执念的人，对他而言，人类的生存不如古巴的国家尊严来的重要。这是坦妮娅和他注定不能走到最后的原因，因为坦妮娅更偏向一个人道主义者，她关心全人类的生存，关心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三观不一致的两个人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
和帕兹不欢而散后，坦妮娅离开了古巴，此后没有再来过。
回到莫斯科的坦妮娅私下打听瓦西里的消息。在一天下班后收到瓦西里托人带来的小说《冻伤》，但最终这篇小说还是无法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坦妮娅特意找了个借口前往西伯利亚找瓦西里。重逢的两人没有任何的隔阂，瓦西里对她能来看他非常激动，而他，虽然憔悴，却没有被困难击倒，反而是从中获得勇气和力量。坦妮娅比以前更崇敬他。
1972年，因尼克松的苏联之行，瓦西里得以释放。之后两个人一直私下会面。从1963年坦妮娅利用莱比锡书展将《冻伤》给安娜负责出版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后的N年间，瓦西里写稿，坦妮娅利用每一年三月的莱比锡书展将稿件交给安娜，安娜负责出版。世界上有好几百万人是瓦西里的读者，但他一个都没见过，坦妮娅成了唯一一个能跟他交流作品心得的人。
但是这个时候的瓦西里依旧没有定下来，在感情上像年轻人一样不断劈腿，坦妮娅生气却不知道自己气什么。也许她知道自己气什么，只是自尊让她不愿意承认，更不想承认，因为她不想像别的女人一样，成为瓦西里情场上的战利品。
1979年，坦妮娅四十岁之时，开始考虑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参加完作家协会的聚会后，在酒吧的她遇到了瓦西里，谈到了自己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瓦西里觉得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觉，突然向坦妮娅求婚。坦妮娅觉得这是瓦西里穷极一生追求女人后在快五十岁之时发现她们不再有吸引力之时才屈尊选择的自己，生气都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你说的非常清楚了。我是落魄卡萨诺瓦最后的度假胜地。”
其实我没有觉得瓦西里将坦妮娅当做最后的选择，也不是历经千帆后想要找一个人收留自己。向坦妮娅求婚，是他在听到坦妮娅说自己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时冲动却又真实的第一反应，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及时把握，自己或许会失去这个陪伴了自己一辈子的女人，一个一直是朋友的灵魂伴侣。
之后坦妮娅在华沙遇到了斯塔兹，但也仅是短暂地激情。在华沙的她仍然会想着瓦西里，也依旧生气，觉得自己这些年为瓦西里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他真以为在自己做好成为坦妮娅丈夫的准备之前，坦妮娅会年复一年的等着他吗？
1982年，在波兰的团结工会被军队镇压后，坦妮娅又回到了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的坦妮娅在瓦西里的诚意下终于被打动，42岁的她，终于选择试着相信这个一辈子都是没心没肺的情场老手。20多年的朋友，20多年的灵魂伴侣，20年的生死之交，他们还是选择了彼此。
原来，兜兜转转还是那个人。
- 4 - 最后的最后
坦妮娅似乎一直都在对抗，在反抗强权和暴政。在工作上和教条主义的总编的对抗，在不踩当局底线的前提下坚持写真实表达自己观点的文章，秘密撰写并出版批评暴政的非法刊物，私带描述苏联真实社会现状的小说到西方国家出版，还有在感情上的三个选择——瓦西里、帕兹和斯塔兹，都是有反抗精神的男人……
波兰选举结束后，坦妮娅和瓦西里的生活会怎样作者没有讲述，但是1989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他们害怕和痛恨的暴政结束了，他们应该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吧。
他们可能会离开那个困住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国家，替卓娅姑姑去看看美国那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也有可能最后还是回到俄国，为了让祖国变得更好而战斗到最后一刻。
【无戒365天极限日更挑战营】第24天第19篇 11月16日凌晨的15日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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