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 postdadaist@gmail.com）
一
去年昙花一现的新锐MOOK《大方》杂志曾以中文发表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未完成小说《Goodbye》，引发了中国读者的关注。这部为《朝日新闻》连载的小说创作于1948年，原本是长篇，但只写了十三回，便戛然而止——作者于同年6月13日自杀，小说遂成绝笔。在致情人太田静子的遗书中，他写道：“小说写不下去了，我要去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这部小说虽不脱太宰治一贯的幽默调侃的喜剧风格，但细读之下，能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吉感（Jinx）。小说的开头如此写道：“文坛上一位大家去世了，那天告别仪式结束时下起了雨。早春的雨。”从题目到内容，到作品终结的回数（十三），这部小说确实漂浮着某种末世寓言的空气。
同年7月，该小说于《朝日新闻》的“朝日评论”版上连载，一时间纸贵洛阳。不用说，好奇心自然是最有代表性的读者心理，试图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索隐这位生前各种动静不断（无论是名声还是丑闻）的大作家到底因何走向绝路。一般人会觉得，唯恐自己的小说不能竣工的作家，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为情所困，绝不至于留此遗珠之憾。可唐纳德·金（Donald Keene）却倾向于认为，《Goodbye》看上去像是“志于新的出发的人的作品”，“我愿意相信太宰是预先考虑好之后才自杀的说法”；至于说“自杀的动机，恐怕谁都不了解，但《Goodbye》的残篇，却令人想到一个新的作家正在诞生”。
日本人自杀率之高，举世闻名，作家对此“贡献”良多。而在所有的日本作家中，没有比太宰治更迷恋死亡的了。他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无论如何也活不到四十岁以上，用扑克牌算了好几次都是如此。”位于东京郊外三鹰市的禅林寺，有森鸥外的墓。太宰生前，曾多次造访。他在小说《佳日》中写道：“我肮脏的骨殖，若能埋在如此清爽的墓地之一隅的话，死后也许还能有所救赎。”后来，太宰果然如愿以偿，得以进入同一个墓地，与森鸥外比邻而居。
在先后四次与艺伎、酒吧女郎等尝试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自戕或殉情之后，1948年6月13日，与情人、战争未亡人山崎富荣服毒后蹈水，终至“成功”。一周后，在流过三鹰市的玉川上水的下游，一对腰间用红带子捆绑在一起的男女的遗体被人发现，并打捞上岸。死者正是太宰与山崎。这天刚好是太宰三十九岁的生日——作家生前的口头禅竟一语成谶。富荣二十九岁。
山崎富荣，1919年（大正八年）出生于东京。其父山崎晴弘在御茶之水经营一间美容洋裁学校，盛期时有学生800人，后又在仙台开设了一间分校。富荣是兄妹五人中的幺妹，聪慧伶俐，虽然不大读文学，但从气质上说，当属知性美女一路。在从事美容洋裁的双亲身边，从小耳濡目染，精于女红，同时又在日大附属外国语学校和YMCA修习英文。待父母又在银座开设另一间美容院时，富荣便承担了店里的经营事务。
1944年（昭和十九年），二十五岁的富荣嫁给三井物产的社员奥名修一。婚后第十天，修一便被派驻马尼拉，随后在现地应征入伍，不久即战死，但战殁的噩耗两年后才传到富荣的耳朵里。战后，富荣起初与兄嫂一起在镰仓经营美容院，后美容学校的前辈在三鹰开了一间新店，富荣应邀过去帮忙。其时，太宰刚好也从家乡津轻疏散到三鹰。
1947年早春的一天，富荣与太宰“命运般地邂逅”。此前，素不读文学，更未读过任何一册太宰文学的富荣，对作家有些好奇：“从我们的角度看来，作家，到底是属于特殊阶层的人——称为作家。”富荣在日记（3月27日）中记录了对太宰的第一印象：“虽然从流言听说他是一个变态作家，可第一印象却不同……他整个的人透着一种相当儒雅的风流气质，仿佛自己在说‘我是贵族’。”头一次见面，两人便同时“灼伤”。
图1为太宰治
彼时，太宰正以太田静子的日记为蓝本，创作小说《斜阳》。静子的存在被即将临盆的夫人（即第二任妻子石原美知子）知晓，夫妻反目，连通信都难以为继。原本就有很深厌世情绪的太宰，深陷于女性关系的漩涡中，身心俱疲。富荣的爱情，无疑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他在致富荣的信中说：“为什么不抱着死的念想恋爱呢？”“死的念想？是的，假如我是太太您的话，会烦恼。但是，横竖恋爱一场的话，我就想抱着死的念想去爱！”这种话，在太宰来说，自然不是说说而已。
长夏即将结束，太宰的肺结核开始恶化。富荣辞掉了工作，专念于太宰的看护和秘书。入秋，静子产下一女，太宰取名“治子”。当然，对妻子是一个秘密。抚养费的汇款成了富荣的工作。
翌年冬，咳血明显加重。太宰预感到死期将至，尽全力完成了《如是我闻》和《人间失格》两部小说。6月13日，俩人分别写好了遗书。富荣在致太田静子的遗书中写道：“因为我喜欢修治(太宰治原名为津岛修治)，所以跟他一道赴死了。”是夜，二人服用了氰化钾之后，双双相拥投身于玉川上水。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当时，武藏野地界豪雨如瓢泼，河水猛涨，太宰和富荣投身处，水深达4.5米。
二
太宰、富荣失踪三天后，1948年6月16日，《朝日新闻》首次报道了二人的殉情。而此时，警方正在雨中的玉川上水里紧张搜寻两人的尸体。一时间，太宰治情死事件，成了耸动全社会的头号新闻。
当作家的遗稿《Goodbye》内定于《朝日新闻》发表的时候，有个人却为此大光其火——他就是著名评论家、《周刊朝日》的总编辑扇谷正造。这位前《朝日新闻》名记者出身的周刊杂志总编，一心想把刊物办成《纽约客》那样有品味的“新闻性大众杂志”。可发行量却始终徘徊在10万册上下，高不成低不就，扇谷一筹莫展，而未能拿到太宰治遗稿，不啻为一个大失败。嗅觉灵敏的扇谷听说，富荣遗有一篇手记，便对入社第二年的“新米”记者永井萌二说：“要想方设法把手记给我讨来。讨不过来的话，就甭回社了。”
永井是当过伍长的复员兵。扇谷基于自己在战时服役的经验，知道下级士官往往有种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强悍，正如西谚所谓“当兵的和记者，越敲打越强”，他直觉永井是值得“敲打”的可锻炼之材。
永井径直赶到富荣家，见家中已坐满了前来索取手记的各大报刊的记者和杂志编辑。富荣的老爹力拒，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永井只好无功而返。是夜辗转反侧，通宵未眠，却不得要领。想到扇谷那张凶脸，一大早便爬起来，又赶到富荣家，却见大门紧锁。永井无计可施，只好在门前来回溜达，刚好与出门的富荣老爹打了个照面。听说老爷子要去女儿投河的现场，永井便一路跟了过去。到了上水岸边，老爷子才告知打算焚烧爱女的日记，权当祭奠。永井见状，当即表示自己不可能空手回杂志社，“若不成的话，只有在此投身”，说着，便作势投河。老爷子慌忙拽住永井，说“我不能让别人的儿子也跟着一块儿死”，便把日记借给了永井。扇谷后来回忆道：“虽说多少有些演技色彩，但此君一副死钻牛角尖、爱谁谁的气概到底打动了老爷子。我握着永井的手：‘谢谢你，干的不错。’说着，一把攥住手记，兴奋地喊道：‘本周，全文刊发！’”
1948年7月4日号的《周刊朝日》，以题为《爱慕与静悄悄的死——献给太宰治的富荣日记》的特集（相当于中国杂志的封面报道）形式，全文发表了富荣的手记。除了一篇与作家生前有过交游的该刊编辑末常卓郎的追想记和对《斜阳》的原型太田静子的采访外，满满一册，都是富荣手记。扇谷仅在有数几处加了“编者注”，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手记的原生态。作家草柳大藏与扇谷的对谈中，盛赞《周刊朝日》是“对爱不假任何粉饰地加以关注的最初媒体”；扇谷也颇得意自己的尝试，夫子自况曰“人道主义频道决定版”：
……你决定性地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可这事谁也说不好。人总得自爱才能爱人。说什么“灭私奉公”云云，首先没自个是不成的。
请加油吧！修君的命，由我来保管；而我自己的命，也请修君保管起来吧。
修治先生：
我若是发疯了的话，就请杀了我。
药，就放在蓝色储物箱里。
富荣
十一月三十日
尽管情死事件本身是一个丑闻，可一介薄命红颜，以丝毫不加掩饰的文字缀成的手记，一片真情，跃然于纸，读之能不动容？《周刊朝日》当时的发行量是13万册，特集号出版后仅三小时，便告售罄。加印复加印，结果当期竟销售了150万册！连扇谷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后来回忆说：“真是好生奇怪，杂志这东西一旦势头起来的话，连下周的刊物也会统统卖光的——那是《周刊朝日》飞跃的起跳点。”从此，“特集”的形式，开始在日本的周刊界定型。
按说，凭借个人的点子和努力，刊物的发行一下子膨胀十余倍，无论功劳还是苦劳，扇谷和永井至少应该被重奖犒劳才是。可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在每周例行的编辑部评刊会上，扇谷腹背受敌。多数编辑同僚认为，太宰治和山崎富荣的关系及其情死，有悖于社会道德，与《朝日新闻》的价值不合拍。甚至有主编级的资深编辑直斥这种小报做法为“不洁”。客观上，《朝日新闻》作为面向主流知识社会的左翼媒体，一向以风格稳健著称，报纸及旗下的各种杂志，清一色秉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富于浓厚的精英气质，对娱乐新闻和八卦，基本不屑一顾。
或许不是一般的娱乐明星，而是名作家、无赖派领袖太宰治的缘故，或许是出于对持续低迷的刊物发行量的焦虑，扇谷着实没料到，一番良苦用心，竟至招来如此杯葛。如果指责仅限于社内的话，倒还好。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外的反对声浪分贝颇高，抗议不断，甚至发来要求扇谷辞职的电报。虽说是自由主义媒体，但读者毕竟是“上帝”。发表之初还沾沾自喜，以“人道主义频道”云云自我标榜的扇谷正造，眼瞅着因自己的“误判”，导致杂志的社会公信力下坠，曾几何时的自信也开始动摇，痛感伤不起，悻悻然向社长递交了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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