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在1981年出版的有关明代历史的书，虽然有了点“年头”，但读起来却不像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的文笔清新雅致，娓娓道来。黄仁宇像是在用讲故事一样的方式，勾勒出万历年间的历史轮廓，非常让人回味。那为什么要以“万历十五年”作为书名呢？那倒不是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是因为明朝历经两百多年发展到神宗皇帝，也就是俗称的万历皇帝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已经走进了一个狭窄的胡同，很多矛盾因为日积月累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加上整个万历朝是明代所有年号里面持续时间最长的，所以万历一朝对于明代来讲非常具有代表性。而黄仁宇先生研究历史的一大特点在于，宏观上拉远距离，从大处着手，顾远不顾近。而做具体研究时，又毫无妨碍地深入到细节中，见微而知著。所以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选取了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切入点，讲述了几位首辅的故事，比如张居正、申时行；几位武将，比如俞大猷、戚继光；还有一些文人，比如李贽和王阳明。他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串联起了那个久远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风貌，同时也不乏宏观的点评。历史在黄仁宇的笔下，既恢弘又不乏趣味。这也是这本书之所以成为名作，经久不衰的原因。那么，我们从这本书里到底能读出一些什么呢？这个可能是千人千面，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更多地注意到的，是明代治理的困境。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
这里既然是谈治理的困境，那就离不开两个话题，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技术。两者相互制约，也相互影响。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那么一般说来，我们就会想象在明朝，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都以制度的形式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政府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完备的制度框架以及具体的执行手段，来保障政令的上下通达、执行无误，从而在宏观上把控整个国家的运行。而后来明朝的衰败呢，则是因为中央政策方向的错误以及军事上的失败。但当我读完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发现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
首先，明朝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差异更是非常之大。治理上的难度天然就很高，所以即使把现代的政府机关和一整套治理方法照搬回去，恐怕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更何况在那个年代，法律、税收、测量、档案、诉讼、金融……所有这些技术都很粗糙，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诺大一个国家怎么管得过来呢？答案是，管不过来。那你就要问了，明朝不也存在了两百多年吗？管不过来还能撑这么长时间？对，古人有古人的智慧，他们或许很早就想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对治理技术并不迷信，他们采取了一种抽离现实的方法。往简单了说，就是把具体的问题抽象化，把是非的标准道德化。
怎么理解呢？你想，明朝时全国数千个县，每个县的情况各不相同，遇到的事情也是千奇百怪。而当各个县的官员将本县的事项上报中央时，中央政府其实是很难做出实际意义上的指导的。只能通过一些抽象的名词，比如爱民、仁政、君臣父子这些概念予以道义上的引导。 具体的执行，还是要看各县的官员自己把握，甚至说连各县的县官也并不负责具体的事务，具体的事务由“小吏”来推进，而更下一级的乡村里的事务，则由各种“乡约”组织来实现自治。那么问题又来了，我们知道，早在朱元璋时期，京城里的中央官员数量为800个左右，到了万历年间，这个数量增长到了20000多个。如果这些人不处理具体的事务，那他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之前说过明朝的治理思路是把具体的问题抽象化，所以中央政府就要充分树立起国家所崇尚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并把这些抽象的概念变得容易感知，从而建立起中央政权的精神权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各种礼仪规范。因为只有当道德原则落实到具体的礼仪上面时，道德才真正成为具有感召力的东西。以每年春季的“亲耕”为例，就是皇帝亲自耕种，向天下臣民示范勤勉、亲民的仪式。这“亲耕”就像演戏，在仪式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去扮演风雷云雨各个神仙，并召集大兴、宛平两个县的农民约200人充当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的时候，有2位官员牵牛，2位老农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带着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出务农的样子。同时又安排优伶扮作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着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老农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3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然后，他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就是播种。播种覆土完结束后，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皇帝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至五谷丰登。这个时候，百官就向皇帝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到这里，这个仪式就算结束了。像这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仪式，在明朝还有很多。比如祭天祈雨，比如皇帝与内阁大学士日常举行的讨论经典著作的经筵，甚至像按道理每天都要举行的早朝，其实也是一样。不过象征性强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它的力量又是非常强大的。皇帝一人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际上是缺乏意义的。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体现出来。所以皇帝和他的大臣，就必须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来巩固这种信念。无数次的磕头则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
所以，庞大的文官集团所做的事情，除了最基础的沟通内外、人事任免、维持财政之外，更多的着力点则是维护皇权的权威，维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以一整套道德原则来强化国家在精神上的统一性。而在处理各个地方的具体问题时，除了上文提到的把具体问题抽象化，另一种方法就是用“责任”来替代“治理”，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拿哪个地方的官员问罪。这就是明代国家治理的简单实质。所以我们在明代历史当中，会大量地看到文官之间的相互攻击、弹劾，甚至对皇帝本人的指责，但是所依据的事情又都非常模糊，大多是从道德出发去批判。这样的情形会让我们现代人很困惑，明代人怎么这么迂腐不切实际。不过当我们了解了明朝治理的内在逻辑之后就明白了，人家政府的出发点本来就是务虚，行政效率之类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他们的考虑项。当然，也有人会站出来振臂高呼，期望用自己的努力来提升政府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最著名者就是万历初期的首辅张居正。他所推行的改革，包括一条鞭法在内，实质都是希望提升政府财税效率。但他希望从现有的文官治理体系中挖掘潜力，则显然是选错的方向。后来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文官集团终于成长为一股庞大的力量时，它就具备了非常清晰的利益诉求，以及自我壮大的内在动力。那么保持文官集团在价值观、行为模式、利益模式上的稳定性，这本身就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在文官集团发展的强大惯性之下，明朝的行政效率是万难提升的，而僵化的治理制度，也就成为必然。这为明代的覆灭留下了隐患。
不幸的是，明朝经济制度的僵化，更为这种困境雪上加霜。这种僵化肇始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用一种简朴的小农经济理想奠定了明朝经济制度的基础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全国并没有建立统收统支的财税体系，而是通过各种区域性的补贴、供给来保障运行。比如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明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无法完全改变。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被业主和高利贷者获得，国家反倒无法增进收入。作为主要成分的农业税收情形尚且如此，被视为末业的工商业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除此以外，明代的金融也一直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朱元璋时期曾经发过纸币，但天晓得的是，这种纸币没有准备金，于是这种纸币一经推出，就立刻崩溃。我以前还一直疑惑为什么明朝人喜欢用铜钱而不用银币，现在才知道，是朱元璋为了推行纸币而明令不让用金银交易。加上明代又极其重视祖训，祖宗定下的规矩，就都照搬照抄不敢动。这么去干，不僵化是不可能的。时间关系，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
到这里，我们通盘回顾一下的话，会发现明朝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并不是扶助先进的经济，达成财富的增长，从而惠及社会各方面，实现强大的国力。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行政效率低下、经济效率低下、军事能力偏废，这些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明朝制度的设计者，希望通过理想化的小农社会结构，将各种有可能威胁中央的力量死死地限制住。安全，江山永固，才是明朝治理制度的目标。当然，还是那句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人，一个组织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庞大的帝国。一味守成，终究是会被淘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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