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月25日，奉天料峭的春风寒气逼人。
这一路34岁的施肇基心里沉甸甸的。
本来，他推荐伍连德博士遏制了肆虐数月的鼠疫，总算长抒一口气。
然而，此前（1月19日），俄国突然向美、英、法、德、日递交外交节略，邀各国医学专家往满洲“调查指导”。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亦要求清廷：“报告瘟疫流行之情形。”
面对公开叫板，清廷只能见招拆招。
经数轮磋商，2月20日，清廷下旨：“东三省时疫流行⋯⋯定于三月初五日(4月3日)开会研究，所有会中筹备接待事宜，甚关紧要⋯⋯”
作为治疫大臣施肇基赴奉正为督办此会。
对各国专家来华，已商定“国际攸关，须特别优待”。
施肇基知道，个中“杀机”甚于疫情。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先爆发鼠疫。
此时的大清国，已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一连串屈辱，
天朝虚妄自大的外壳已崩溃殆尽。
偏偏，沙俄在东北防疫上以主人自居。
俄中虽已会商合作，但俄方在当地强行逐户检疫、隔离居民。
国内舆论忧虑骤起：警惕主权流失。
地方政府上折痛陈：“明知用款甚繁，但华人主权攸关”！
1911年1月，疫情蔓延至沈阳、华北。
俄方态度愈加强硬，在俄控区驱逐华人，并派军警隔断与中方的交通。
日本也在铁路沿线进行强制检疫。
南满铁路严验中国人“彼视之如其国境”。
尤为过分的是，日俄还频繁的调动和补充铁路界内的军队。
据日方统计，自满洲里至长春间俄军数月共增兵十七旅团。
日本也将南满铁路护兵由一万余增至三万人。
清廷脆弱的神经立时紧绷起来。
媒体称“军队互相调遣，往来络绎不绝”，“其用意之叵测已为有目共睹”。
美国的外交官断言：俄日很可能会借鼠疫搞出一场骚扰。
蔓延的疫情已从公共卫生事务，演化成事涉“主权”的外交事件。
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言：“但救一分民命，即保一分主权”。
俄日为争夺东省互撕已超十年，岂能放过眼前的机会。
如何保全残存的主权折冲樽俎？
疫情必抗，主权必争！两事一体！
万国鼠疫会未开便成日俄强力挤压下必争之事宜。
清廷芒刺在背也只能招架应对。
俄国人打着自己的算盘。
此次鼠疫爆发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11年《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载：“工人张万寿者，向在俄境大乌拉站以招工为业。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暴毙七人。俄人闻之知为疫也，焚其棚屋、逐其工人⋯⋯”
中国工人张万寿就是鼠疫一号病人。
但对这种俄境内发生的传染病，俄方不是隔离治疗而是直接野蛮驱赶。
他们将华工逐回中国满洲里。
俄大乌拉站距中满洲里仅一百三十里，
“满洲里疫症发现之起源”导致黑龙江疫情的爆发。
俄人首倡召开此国际会议既想以主人自居，又想控制舆论的主导权。
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游说北京各国公使，
他颠倒黑白称：“在任何方面不服从中国的权威”。
他们希望各国专家到俄方控制的哈尔滨召开此会。
闻声俄方要主导会议日本当然不会答应。
就在俄国努力奔走时，日本议员上书国会，
要求政府主持召开此次世界防疫大会，
会议地点就定在东京或上海。
双方明招阴招为大会涂抹浓重“政治色彩”。
当然，美、英、德、法等国不愿日俄任何一家独揽。
日本也频频撇开老对手而与清私下商谈。
1911年2月12日，关东都督大岛义昌专程拜会锡良，
提议召开中日防疫会议商讨共同的防疫事务。
2月17、18两天，日驻奉天总领事及驻华公使又分别面见锡良及外务部，再提会商防疫。
越是如此清廷就越要拿到会议主导权⋯⋯
抗疫一线好消息不断传来。
伍连德发现鼠疫人传人、尸传人的感染链，
成功阻断疫情传播让日俄两国专家既震惊又刮目相看。
医学上的主动强化了公共卫生的话语权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清廷组织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获得英、美、法等国家的认同，
唯有日本态度踌躇迟迟不作答复，
原想设法阻止，但看列强相继表态也只能同意参加。
孱弱的清廷所能指示的唯有“特别优待”。
早议定会费由奉天府暂拨4万两白银以济需要。
会址选在日俄势力影响较小的奉天城。
如此国际会议是开国头一遭，锡良等人对筹备是一片空白。
相比之下日俄专家团队技术力量雄厚学界声望颇高。
俄、日两国也均抱有凭借医学实力而获主导地位之意。
俄国方面早早派出了以医学博士查伯罗特尼为首的代表团。
而日本方带队者是世界级鼠疫研究专家北里柴三郎博士。
1911年3月23日，北里博士甫一抵达即接受《满洲日日新闻》采访，
其称：“中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权为此次会议设置议题和炫耀防疫成就”。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批评他在会议中“掺入极不相关之政治问题”。
负责会议筹备的中方官员感到：北里是“最强不和谐音者”。
面对挑衅，大会主席伍连德博士亲自筹备大会学术议题。
“国体所关”大意不得，东道主奉天小心翼翼。
精装会场及代表卧室花园；特意拉线装电灯、自来水和取暖洋煤炉。
还准备了丰盛的欧式饮食、茶点，并从天津雇来豪华马车以供巡行。
连奉天巡警都更换新制服以壮观瞻。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开幕，
出席会议者120余人，悉数进驻沈阳小河沿惠工公司会场。
可唯有日本团选择“满铁”的日本宾馆，有意避开众人。
中、英、美、俄、德、法、奥、意、荷、日、墨、印12国正式代表共34名。
中国代表由九名中外专家组成：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王恩绍、司督阁、希尔、格雷厄姆·阿斯普兰、阿瑟·斯坦利、俄国人保罗·B·哈夫金。
此为当时中国医学界的最强阵容。
会议最终形成决议45条，作为报告于大会的闭幕式上提交给中国政府。
中国一线防疫专家以切身经验让世界一流鼠疫学者重新认识中国。
日本代表团北里柴三郎可谓大名鼎鼎。
北里与伍连德一样：都是本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提名者。
不过北里入选的是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戓医学奖，伍连德是1935年被提名该奖。
此次北里忽略了鼠疫直接通过空气传播的可能性，
鼠疫斗士的头衔自然也就落在了伍连德的头上。
4月15日和22日，日俄双方在大连、哈尔滨高规格招待与会代表。
两宴意味深长，大有主人待客的某种展示。
锡良不敢忽视马上密电汇报朝廷。
4月26日晚，真正的东道主，奉天方面也在庆丰茶园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
作为中国防疫史标志性事件，
大会从筹谋到连横合纵一波三折，形成了国际合作重要成果。
中日俄三方为此次疫情都进行了投入。
据相关统计，至1911年3月中国累积投入经费52万3千元；
日本为142万日元，俄国24万卢布。
而疫情带给中国人民却是六万人死亡，超五千万损失的沉重灾难。
中俄日三国对东北防疫主权的竞逐和角力，
仍是日俄两强对东北主权攫取与中国反攫取博弈的延续。
俄日两国施压于中国越俎代庖的主权危机，最后虽被化解。
但弱国外交在强权丛林中终难成为保全主权的手段。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此次会议开创了中国医学史的新时代”。
此言不溢不损，为中肯的史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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