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三篇拆书稿。
本篇我们接着讲五代经济制度的发展。其实主要是指赋役制度。
在这里，我们先了解下赋役的概念：
赋，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的征调，后来指对土地的课税，即田赋，有时还包括人头税和资产税。
像中国1999年曾在部分农村地区（如安徽金寨）征收过人头税，大约每人需交200多元，不交的家庭，其成员是无法办理求学结婚的手续的，后来被取消。
而资产税在当今，一般就指企业为固定资产缴纳的税。
役，亦称徭役，即在统治者强迫下，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杂役和军役。
秦汉时期，像是修阿房宫、建骊山、筑长城，这些都是靠强迫百姓服役建的。
汉
正是因为秦代的役重于赋，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前车之鉴让汉初决定采取与民休息政策。
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轻徭薄税“，人民只需要上缴十五分之一的税，大约也就是6.7%。
且这个时候的税，不以货币衡量。也就是假如你手里有100斤米，你就给国家6、7斤就行。
但其实这个数字也只是本书中所提最开始的数字，其他史书中有提汉代一度把税率降低到约3.3%，也就是100斤交公3斤就成。
所以汉代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其实甚至比当今社会还要棒，因为它主要是以“量入为出”为国家消费标准。
通俗点说，就是汉政府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每个人出上一点点力一点点财就已经完全够政府的日常运营所需，我也不多拿，老百姓负担小也高兴，我也够花。
因此汉代的征税对象也简单，主要就是田税。
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所属。一切土地都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即土地属于农民私有但所属权还是国家的，可自由使用和买卖。
但这种制度后来也引发了弊病，就是农民可能因特殊情况卖了田，兼并和收购的人田地越来越多就开始形成了地主，卖了田的农民需要生计就又给地主打工（耕户变成了佃农），此时国家收的税越低，地主越占便宜，农民的日子就更加难过。
再后来除耕地以外的田税，还出现了商税（包括关税）。也就是山海池泽带来的盐铁营收。皇室把这部分营收作为私用，田税作为国用。
只不过谁也没想到后来盐铁的收入会超过农桑的收入，皇室的钱包会越来越鼓。
到汉武帝的时候，由于他是个大将之才征战南北，讨伐匈奴西域的军费很快掏空了国库。汉武帝只能从皇室私款里补贴，同时命令地方的盐铁商人像他一样有气节，主动上捐一些钱。结果社会对这一号召响应不佳，汉武帝一生气就干脆把山海池泽尽数收回，让政府来煮盐冶铁。
于是这史上有名的“盐铁政策”应运而生，其实就是汉武帝觉得惯坏了这些盐铁商人，给他们脸了，不治治这帮不仗义的孙子就不知道谁是天子（哭笑不得）。
唐
其实汉代的赋税制度还是有一点散，但好在易施好行。
到了唐代初期，田赋制度的项目更加明确：租庸调。
租，配给人民耕种田地，年老缴还政府。税率比汉代耕地，四十分之一，也就是2.5%。
庸，即役，唐制每人每役服20天，比汉代少10天。
调，土产上贡，各地人民须以各地特产贡献给中央，其实基本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
得益于此制，百姓作为留有身体的同时有田有家。
但到后来可以说租庸调制是成在帐籍，败在帐籍。
因为唐代人口过多，帐籍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对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甚是麻烦且需要极大的精神力才能保证丝毫不出现疏忽，这对国家来说也不容易。
于是当人事出现松懈，强大的门第再从中舞弊，就很容易促使旧制度的溃散。
所以到唐代后期的时候，许多帐籍也丢失了，原本租庸调制当中的役就是根据帐籍安排记录，这下也没得参考了。
开启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的两税制也就由此诞生。租庸调三个项目都归为一个项目里，且按夏秋两季收税，因此被称“两税制”。
短期上看，人们的确是从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中解放出来，手里有多少田就向国家相应交多少税即可。
但长期看，一旦有特殊情况，比如需要修个路啥的，人们额外负担的杂役赋税就相当于加倍征收的量，反倒是不如以前钉铆分明来的好。
而且按田收税没有统一的定额标准，这让全国各地的租额轻重不等，加剧了贫富差距。唐后期还坚持不收米谷收货币，当然也是为了政府方便，但同时也为商人上下起手提供了便利，农民的亏损其实更大，更推动了地主获利。
宋
宋代的经济制度大体还是沿用了唐代，甚至可以说有过之无不及。
赋税上承袭唐代两税，也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
但在役法上却推出了“差役法”，加重百姓服役。唐代只是特殊情况用人，宋代干脆派个常驻差役大肆用人。
差役带的军队走到哪就要当地富裕人家依次招待，一招待就招待个三五年，直到把人家吃穷用空，拍拍屁股走人了。
虽然王荆公针对这种择肥而噬的方式提出“免疫法”，但最终也未成功。
明清
到了明清，经济制度虽依旧沿用两税制，但也没有过多创新。即便有变动，也多是为了政府图谋征租手续方便，毫无为民制产的精神。
若说对后世有影响的大概只有黄册（登记户口）和鱼鳞册（登记田亩）了，但黄册到清代后100年的时候也没有了。流传下来的只有鱼鳞册了。
而“一条鞭”法，更是力求手续简便而把所有民间的差役杂项全数归于田赋下面。怎么说呢，糊弄之心越来越昭彰了。
总的来说，经济制度的发展和考试制度发展很像。
春秋时期有贵族，汉唐有门第，晚唐后就只剩散户，中国之大，遍地散漫农户在两税制下面临的是种种管理困难，逼的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的便利上用心，而不再考虑整顿土地制度。
其实由此可见，一国之式微有时候甚至从某一方面就能看出端倪。经济制度要想有生命力，终归还是“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才能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以上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三篇拆书稿，我是果果，如果觉得意犹未尽或有所收获，请继续关注下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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