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一点，古代镇守边关的将领未必会手握重兵，再者，不管有没有手握重兵，历史上都有反叛的例子，所以要不要反叛，在于个人，也在于当时的大环境。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将领并不会选择反叛，毕竟反叛是有风险的，这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四姑娘以唐朝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大业十三年，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在晋阳起兵，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唐得以建立。太原这个地方在当时是真正的军事重地，兵家必争之地。而李渊虽然刚成为太原留守不久，但是他在太原这个地方已经经营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民心是有的，但是却没有什么兵力。
即便是成为太原留守，成为太原的最高军事长官，但是他能自主使用的军队人数是相当有限的，而且杨广还给李渊安排了两个副手高君雅和王威，名义是辅佐李渊，实际上就是监视李渊在太原的一举一动。
李渊要起兵就必须招兵买马，但是招兵买马必须有合适的理由，至少必须得到杨广的同意，在太原就必须要征得高君雅和王威的支持，最后这个理由自然是找到了，那就是对抗刘武周和突厥，只是李渊在征完兵之后交给了自己中意的人来统领，这让高君雅和王威起了疑，好在最终李渊设计杀死了两人，终于在七月带领三万人誓师，攻取长安，由此大唐建立。
唐初的兵制继承的是隋朝时期已经成熟的府兵制，府兵制的重要特点是内重外轻，而且兵权握在皇帝手中。天下设六百多个折冲府，府兵就分散在这些折冲府中，有轮流番上宿卫和战时出征的任务，平时没有任务的时候就是从事生产，农闲的时候则进行训练。
宿卫的时候受十二卫大将军和太子六率遥领，而在参加对外战事的时候，则“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
皇帝指派一个统帅，然后下发府契，需要州刺史和折冲府同时对上府契才能从折冲府领兵。战争结束之后，统帅回到朝廷，而府兵回到折冲府。统帅和府兵之间完全没有粘性，拥兵自重的情况并不会发生。
武德年间和贞观之初，李靖和李绩奉命在灵州和并州镇守对抗突厥，成为大唐的钢铁长城，皇帝完全不用担心会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当然皇帝对军事统帅的提防是天然的，这是源于对皇权的保护，并不代表边镇将领就真的有问题，或者有能力反叛。
但在高宗和武则天之后，府兵制遭到了破坏，渐渐的募兵制占了上风，并逐渐取代了府兵制，成为大唐新的兵制。募兵制的形成本来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京师和皇帝以及大唐的边境安全，但却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了一种威胁，原因就在于为了边镇战时的便利，节度使逐渐成为边镇的老大，土地、人民、甲兵和财赋等的权力全在于节度使，军队与节度使之间的黏性很大，这种黏性对朝廷来说就是一种威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军队听命于节度使而不是皇帝。
在这样的情况下，节度使拥兵自重就成了常态，但是想要直接对抗朝廷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节度使只是想要在边镇做老大，并不会向朝廷宣战，只除了个别，比如安禄山。
安禄山之所以选择反叛也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朝廷的不信任和逼迫，这一部分多是来自于安禄山和杨国忠的不合，最终让不甘于人后的安禄山起兵反叛。
当时安禄山已经成为三镇节度使，统兵达到了近二十万，而朝廷的中央军还不到十万，这差距也是没谁了。而安禄山有能力起兵的原因除了兵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好的战马都归了他的范阳，兵力自然强悍无比。
安禄山一反叛，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唐直接从强盛转向衰弱，之后更是出现了藩镇问题，藩镇节度使拥兵自重，甚至河朔三镇直接割据，搞起了自治，和大唐形成了近乎平等的关系。藩镇起兵对抗朝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朝廷的威慑力已经再也不复从前，但凡兵力强悍点的藩镇都不甘心听命于朝廷，这不得不说是大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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