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篇》第14章

大家好！今天继续学习《论语·述而篇》第14章。

1.子贡的疑问：“怨乎？”

上次学到，子贡问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孔子回答说：“古之贤人也。”他们都是过去的大贤人啊！子贡又问：“怨乎？”意思是：他们最后双双饿死，会不会也有所怨悔呢？ 

子贡提出这个问题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少人在最初立志时，也是很真切的。但是，一旦遭遇艰辛坎坷，就会动摇、放弃，甚至会后悔，而且免不了怨天尤人。像伯夷、叔齐当初贵为王子，最后落得个饿死，那他们会不会也产生了悔意，甚至彼此抱怨，或者抱怨他们的老父亲没有安排好呢？   

孔子完全不这么看，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们兄弟二人一心追求仁德，而且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怨悔呢？   

孔子说的这个理由，完全符合常理。因为当人们得到了自己一心想要的东西，尽管曾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也一定无怨无悔，因为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观。而那些有怨有悔的人，一定是中间改变了所求。而伯夷、叔齐始终都以仁德为宗仰，所以，他们以身殉道，死得其所，必定无怨无悔！

孔子既然对兄弟让国的高风亮节深深嘉许，必定对父子争国的不仁不义深深不齿，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去辅佐卫君呢！子贡领会了孔子的想法，于是就出来告诉冉有说：“夫子不为也。”夫子是不会出来辅助卫君的。（2:01）

2.也许有人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固然志行高洁，守住了仁德，但未免不会变通，多少有点迂阔；假使他们当中有一人肯出来执政，凭他们的德能，不是也可以富国安民，造福一方吗？   

听起来，这未尝不是一种务实的考虑。但是，真正的圣贤，他们之所以不这么“务实”，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更加深远，他们要务的是长远之实。   

怎么理解呢？试想，伯夷、叔齐中，无论是谁当了国君，虽然一定会成为一位明君仁主，但是，要么一方违背父命，要么一方违背伦常，毕竟于礼难全。而_这正是真正的君子所不能忍处——因为他们求仁本来就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要做给自己看的；一旦自觉于礼有亏，且毋论别人怎么评说，自己心里就过不去，将永难安心！    

他们把心用到这种俯仰无愧的程度，才堪称纯粹。这样的崇高行谊对世道人心的深远影响，比那种短期“务实”的做法，不知要大过多少倍！就如孟子说的：“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但一般人是想不了这么远的。

3.  至圣孔子当然深知此理，他绝不会为了一点局部效益而在卫为官，因为根子不正，往后会越长越歪。  

所以，当子路直通通地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论语·子路篇》）说卫君正等待着夫子参政，夫子打算先从哪里着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要先从正名入手——君臣、父子必先各正其位。如果居上位者本身就不端不正，那已经失去了推行礼乐的基础。卫出公既然敢于争国拒父，又岂是肯正名之辈。

所以孔子是不会出来做官的，因为那样既难以真正落实仁政，又给世人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似乎求仁者也可以苟且一下，因为连孔子都这么做了。这对道统的损害就太大了。

4.学了这么多历史，还是要回到现实。

当今社会，人们更看重实惠，对自我价值的定位越来越功利，追求人格完善的人越来越少；“父子争国”的越来越多，“兄弟让国”的越来越少；靠行规和法律约束的越来越多，靠自我道德约束的越来越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坚守仁德谈何容易。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谁能逆流而上，以仁德为内需，坚守对仁的追求，就显得特别特别珍贵！

也许我们坚持了很久并没有被认同，在物欲纷扰中显得曲高和寡。但是，君子求仁得仁，在内心获得的那份超脱、宁静、满足和喜悦，也是外人连梦也梦不到的。既然乐在其中，又怎么会有怨有悔呢？

思考题：
1.你怎么看待兄弟让国的利与弊？
2.怎样甄别求仁之心的真假？或是真真假假？
3.求仁得仁，到底是快乐的，还是苦涩的？生活中有可以类比的经验吗？

大家好！今天继续学习《论语·述而篇》第14章。

上次学到，子贡问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孔子回答说：“古之贤人也。”他们都是过去的大贤人啊！子贡又问：“怨乎？”意思是：他们最后双双饿死，会不会也有所怨悔呢？

子贡提出这个问题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不少人在最初立志时，也是很真切的。但是，一旦遭遇艰辛坎坷，就会动摇、放弃，甚至会后悔，而且免不了怨天尤人。像伯夷、叔齐当初贵为王子，最后落得个饿死，那他们会不会也产生了悔意，甚至彼此抱怨，或者抱怨他们的老父亲没有安排好呢？

孔子完全不这么看，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们兄弟二人一心追求仁德，而且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怨悔呢？

孔子说的这个理由，完全符合常理。因为当人们得到了自己一心想要的东西，尽管曾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但也一定无怨无悔，因为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观。而那些有怨有悔的人，一定是中间改变了所求。而伯夷、叔齐始终都以仁德为宗仰，所以，他们以身殉道，死得其所，必定无怨无悔！

孔子既然对兄弟让国的高风亮节深深嘉许，必定对父子争国的不仁不义深深不齿，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去辅佐卫君呢！子贡领会了孔子的想法，于是就出来告诉冉有说：“夫子不为也。”夫子是不会出来辅助卫君的。

也许有人认为：伯夷、叔齐二人固然志行高洁，守住了仁德，但未免不会变通，多少有点迂阔；假使他们当中有一人肯出来执政，凭他们的德能，不是也可以富国安民，造福一方吗？

听起来，这未尝不是一种务实的考虑。但是，真正的圣贤，他们之所以不这么“务实”，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更加深远，他们要务的是长远之实。

怎么理解呢？试想，伯夷、叔齐中，无论是谁当了国君，虽然一定会成为一位明君仁主，但是，要么一方违背父命，要么一方违背伦常，毕竟于礼难全。而_这正是真正的君子所不能忍处——因为他们求仁本来就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而是要做给自己看的；一旦自觉于礼有亏，且毋论别人怎么评说，自己心里就过不去，将永难安心！

他们把心用到这种俯仰无愧的程度，才堪称纯粹。这样的崇高行谊对世道人心的深远影响，比那种短期“务实”的做法，不知要大过多少倍！就如孟子说 的：“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但一般人是想不了这么远的。

至圣孔子当然深知此理，他绝不会为了一点局部效益而在卫为官，因为根子不正，往后会越长越歪。

所以，当子路直通通地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论语·子路篇》）说卫君正等待着夫子参政，夫子打算先从哪里着手呢？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要先从正名入手——君臣、父子必先各正其位。如果居上位者本身就不端不正，那已经失去了推行礼乐的基础。卫出公既然敢于争国拒父，又岂是肯正名之辈。所以孔子是不会出来做官的，因为那样既难以真正落实仁政，又给世人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似乎求仁者也可以苟且一下，因为连孔子都这么做了。这对道统的损害就太大了。

学了这么多历史，还是要回到现实。

当今社会，人们更看重实惠，对自我价值的定位越来越功利，追求人格完善的人越来越少；“父子争国”的越来越多，“兄弟让国”的越来越少；靠行规和法律约束的越来越多，靠自我道德约束的越来越少。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坚守仁德谈何容易。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谁能逆流而上，以仁德为内需，坚守对仁的追求，就显得特别特别珍贵！

也许我们坚持了很久并没有被认同，在物欲纷扰中显得曲高和寡。但是，君子求仁得仁，在内心获得的那份超脱、宁静、满足和喜悦，也是外人连梦也梦不到的。既然乐在其中，又怎么会有怨有悔呢？

（注：文字部分为讲师手稿，与音频稍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