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二娃

        那是最后一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康二娃”，当这个名字被再次说出来时，我的眼前就马上显现出他的模样：圆头圆脸，壮小牛犊一样的肥壮的身体（后来知道他有160斤）。相对于同龄人来说他绝对算是个胖子。他的圆脸上总透着一股傻愣劲，并有一种不知哪来的自满与骄傲。

        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说话：含糊不清。还不完全是大舌头那种不清楚，是大舌头和另一种说不清什么原因的混合作用。最初出现的声音在你听来都是单音节的发声，如同一个半哑的人努力在发着并不成功的呜呜的叫喊。如果不是和他有一两年以上的相处经验，并能听懂四川话，是不可能猜到他在说什么的。即使与他待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能完全猜出他说的是什么。这时，如果他看你没听懂他的意思，则不免有些急燥起来，声音更大了些，但你依然不知他在囔囔地嚷着什么。你就愈发有些不好意思，而他的脸就开始发红了，神色也有些变了，并明显带着些怒气，你就不免生出些惧意来，心里默默地想：这个蛮子一样的家伙都底想说啥呢？他会不会做出什么过激行动呢？看着有些不太正常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对他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时隔二十三年了，还历历在目。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22岁，怀着对新环境的憧憬与惴惴不安，从四川来到厦门。

        设备安装队，简称设安队，那是我分配的单位。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新建的建筑物里安装水电通风设施设备，配合土建在其施工时预埋各种管线。说白话就是在建筑工地工作。

        康二娃，那时已经有25、6吧，是队里的电焊工。但如果你与他相处，不一会儿你就会有些困惑了，因为你有时感觉就是和个孩子在打交道，有些蛮横与不讲道理，时不时又使着小朋友的性子。而他的身体又明明是个成年壮汉的身躯。

        我只在设安队待了两年多，两年多后，由于没有工程可干了，加上工资一直以来的低，以及自己对工作环境的不适，就离开了那个美丽的海岛城市。

        那年是1995年，改革开放正在深入。设安队那些人也只比我们这批刚毕业的学生先到厦门约二年多些。之前他们都是在修新建铁路线上的车站，基本是在没有人烟的山区或野外工作。所以在那些地方上班，下班后就没有什么可供消遣的地方与活动，只有在临时工棚里要么喝酒要么打牌。

        这个项目却是在城市修建高楼，还是在新兴的特区城市。那时我们住在当地村民（城中村）自建的楼房里---那是专门为打工者修建的房子，质量并不好，设施也尽可能地简单，有点象筒子楼，共两层，每层是一排单间，每层只有一个公共的卫生间，楼上男用，楼下女用。空间狭小，不到2平米的样子，只有一个蹲便器。没有沐浴设施，有一个约60公分高从墙边支出的冷水笼头，要洗澡就得拿两个暖水瓶和一个空盆进去。再拿个塑料袋装上换洗衣服，挂在门后的铁钉上。所以冬天洗澡是件不容易的事。

        那些同事大都是些年轻人，有两个他们称为二老工人的，约快60了，再过两三年就可以退休了。还有两三个四十多的，三十来岁的有三四个，剩下的有十多个都是二十多，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多。

        除了那两个老同志，这帮人正值壮年，有些已经结婚，有些还没有。成家的那些，因为经济的原因他们的另一位大都留在老家。而因为工作的流动性，所以他们虽然是正式国家职工，但夫人大多是小县城的，或有的就是农村的。

        康二娃，和他们相似。也已结婚。他夫人是他家乡农村的。当时，我们这帮新分配过去的毕业生都在想这个问题：这个又愣又莽又有些傻的家伙居然还能找到老婆？了解他的老婆是农村人之后，我们好象又恍然大悟了。哦，原来如此！并在我们的心里浮现出那种傻傻的农妇形象。然后对这个问题就索然无味了。就没有再去多想了。

        康二娃原名并不是二娃，但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大家都这样叫他。而且在队里还有其它什么张二娃，裴三娃的。这个建安队虽然是国企，但感觉就是个封闭的农村，所以队中完全就是农村中那种特有的风格。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工作太苦，基本上就是常年在外，职工的小孩要么跟着大人四处“流窜”，每隔上几年这个工程完了，就转战下一个工地，从一个地方又就换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就是跟着母亲，在老家当留守儿童。所以大部分的成绩都不好，大部分人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又走上父辈的道路，或招工或顶替也来到这个单位上班。所以那些老职工其实老早就与他们相识，自然就喊着他们的小名，或几娃，而其它人也就都跟着这样叫了。

        我在队上上班时，康二娃的父亲也在队上，他是安装工，就是二老工人中的一位。康二娃的妹妹也和她父母住在一起，但她并不是队上的人，企业一般只解决职工一个子女的身份，她只住在那里，上班是在另外的地方，当时厦门有不少台企开的服装厂，她就在那里上班。

        康二娃只所以能有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是因为他父亲认为他语言方面的弱点以及内心隐隐觉得这个儿子智能上可能稍稍弱于常人，担心将来无法靠自己来生存下去，所以就将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他。而他的哥哥据说还在农村。

       我们当时一共是四个新分配去的毕业生，过了一个月后，就和工人同事们混熟了，也就知道康二娃无害了。有时还学着其他那些人，故意逗他，或在与他争辩时故意让他急，或有意学他的说话的方式。结果他就果然急了，很快就急支白脸地爆出粗口（我们最先听懂的也是他的这些话），这时我们就不去理他了，而其它职工则会与他对着爆粗，惹得他更急。因为论口才他是决计没有办法取胜的。他也很清楚自己这一劣势。于是只用有限的几个动词加上肢体动作来做回应。正时因为他说话不清楚，我们新来的毕业生中的一位 ，有一次与他在工作中关于任务的一次争执中，由于实在听不出他在说什么，生气地说：”你个日本人！“。从此，他就多了个外号：日本人。

        队里的这帮职工大都年盛，又是结了婚的，所以他们下班后也就不比以前在荒郊野外，有了别的去处。他们最多去的地方是洗头房。我们住的城中村中有不少这样的场所。尤其是每月刚发工资的那头几天，你会发现往常晚上挤满人的电视房变得冷清了。而康二娃也是其中一员，对洗头房有着特殊好感，虽然他老爹在，但他常常扯个慌就出去了。从这点上看，他的智力并无明显的缺陷。所以有时我想我可能是误会他了。他对洗头乐此不疲。其实如果只洗头并不贵，十来块钱的样子。他还是能向他老爸要到这些钱的。

        到了十月份，我们下班回来。突然听说康二娃的老婆来了。在大家打饭时（队上雇了一位职工的夫人当炊事员，很瘦；还有一位正式女职工，我们称她为胖大姐，确实胖，完全对得起炊事员的位置），看到了康二娃的夫人。一见之后我们这帮新来的心里还有些愤愤不平起来了。因为那女孩（真是个女孩，年纪应该和我们差不多，甚至还要小些），面貌不是我们是最初想象的样子，客观评价还不错，个子约1米65的样子，不算胖也不瘦。总之，有种鲜花插在那个什么上的感觉。看着性格也不错，对人浅浅地笑着，人看着也不是种蠢笨的样子，很安静与喜人并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晚上，最终我们从其它同事那里获得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这个女孩小时说不了话，一度被当成哑巴。大一点后去医院检查发现是声带的问题，只要动手术就正常了，但她家里穷，更加上父亲重男轻女，所以就一直拖着，到了大了，该成家找个婆家了，由于其它人家都认为她是个哑巴而不愿冒风险娶她，再就是她父亲因为女儿长得还不错，所以要高价彩礼，所以可能有有意者也退却了。而她的所在的村子正是康二娃父亲的老家，康二娃这时也长大成一个精壮的男子了，他父亲就想着给他张罗一门亲事，这样康二娃家庭事业就都有了。老康东找西寻，也托了不少媒人，最初一听是个吃公粮的，还是有不少人感兴趣，但再一打听，知道康二娃的实情后，就都退缩了。后来，他老爸听说了这个女孩家的情况，就去上门说媒，并许诺给女孩治病，手术费用都是他来掏，并答应给女方家一大笔钱，所以女方家庭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据说用这女孩的彩礼，给女孩的哥哥也讨了个婆娘，是本来她家穷是没人愿意把女儿嫁过来的。订婚后，老康也没失言，就把女孩带到医院把手术做了，而女孩也果然如医生所言，可以开口正常说话了。

        我知道这个故事后，心里有种说不了的堵。世界上有些事还真是没有公正可言。

        那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吃过晚饭后，大部分职工会聚集在一个没住人的房间里---电视厅，这个房间里放了一台电视机，然后放了些凳子，大家没事时就在里面看电视。那时只要单独安装一个天线，就可以收到海峡对岸的信号。对于以前只看过内地台的人来说，对岸的节目要有意思多了。所以每天晚饭后，如果你去的迟了，就挤不进那个不到6平方的屋子了。那个女孩吃完饭也会早早去看。但每晚差不多8：30的时候，就听到康二娃过来叫她，很直接且粗鲁地低吼出三个字：”走，睡觉！“ 然后在一屋子人那种喑怀窃笑下那女孩慌乱地站起身，脸潮红着低着头跟在康二娃后面回到他宿舍。有时甚至中午也是如此。那女子后来在队上住的时间长了些，慢慢在每次康二娃叫她时，她明显脸上的表情中表现出了些不情愿。但还是会照着他的话去做。听其他同事说，他们听到，她回到屋里后会和康二娃吵架，但康二娃会动手打她的。听说这是老康教儿子的。

        那女子在队上住了约半年多，老康让她回去了，同时老康也退休一起回去了。不知道是因为她怀上了呢？还是其它原因？或老康可以回去盯着她了？那时我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但后来每每想到，就不免叹嘘：人生无奈。又内心希望那个女孩能更勇敢些，结束这一切。不过这个纯属于瞎操心。

        康二娃呢就又开始了他的洗头房频率，没有人管了，就更肆无忌惮了。

        当年春节，他甚至带了个洗头妹到另个回家过年的同事的宿舍里过夜。因为他的宿舍是和人合住。他老婆来了，那个人就搬到其它地方住，走了，就又搬回来了。他“借用”的同事宿舍是我们队上一个技术员的，他比我们早来队上一年，所以享受着单间的待遇，他回来后，有和他关系好的人告诉他此事，他非常生气，但又没办法，只把他的所有床上用品洗了几遍了事。

        也就在这年下半年，我离开了设安队。开始了我艰难的考研生涯。

       在年底，我与还在队里的一位同事通电话，他摆起队里的龙门阵，说，康二娃找不到了。我很好奇，说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会找不到呢。他向我讲述了事件的过程。到年底了，厦门的治安管理更加严格了，经常查暂住证（户口不是本地的要有当地公安机构发的暂住证才能合法停留，我在厦门的时候，就有一次晚上十一点被敲开门查暂住证的经历。那些没有暂住证的会被当场带走。然后给你三天时间让单位来保你，如果没单位就会进行处理。所以暂住证是必须有的，也要保管好。）。康二娃那天又和几个有同好的同事去洗头房。

       这里介绍下洗头房，在不少城市的城中村都有类似的场所，它介与色情与暧昧之间，你可以对洗头女动动手，俗称“打波”，但仅此而已。如果你有其它想法，有些洗头房也提供额外服务，有些不提供。洗头其实就是对那些常年想荤腥但不得的男人的一些安慰吧，闻闻女人味而已。所以收费一般就是十元，十五元的样子。所以当警察出现在洗头房时，他们并没有违反任何法规，衣服整齐。警察看没有什么违法现场，就让他们把证件拿出来（就是查暂住证），除了康二娃外，其它人都带个暂住证，所以当时就让其他人离开了，而把他带上车，拉到一个集中场所。那个场所后来据康二娃说，当时挤满了没有暂住证的人，满满一院子。按照一般惯例，就是罚钱。当时可能是人太多了，超过警察的预期人数了，所以当时审到康二娃时，不知当时康二娃是神灵附体了还是怎么着，他居然让那个审他的人明白了他是有暂住证的。那位工作人员就让他签字，写下单位的名称，记下他的身份证号，让他第二天来把暂住证拿来给他们看下，证明他是合法居留的就可以勾去他的记录了。据康二娃回来后说，他还很聪明地在写身份证号时故意写错了一位。但我估计，就是他写的对，对方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他写的是什么，因为我见过他写字。那字绝对对得起“日本人”这个名号的----那几乎是刚会写字的一年级小朋友的书法。

        所以当天晚上他带着胜利者的神气回到了队上。他沾沾自喜地向别人吹嘘这一经历。第二天，不知是有人劝他拿着暂住证去呢？还是自己心虚，怕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在政府的档案里留下些污迹呢？总之，他还是经历了一番心底的挣扎，还是决定拿上暂住证去自投罗网。

        那天他是一个人去的，没人愿意陪他去那种地方，再加上他人缘并不好，还喜欢欺负比自己体弱且性格有些懦弱的同事。从那天晚上起，就再没见他回来。他们洗头是周四，他周五去自投罗网，周五晚上没回来，平时和他相处比较多的同事留意到他没回来，就报告了当时的领导---队长。队长当时没太上心，就说也许这家伙又出去晃了。因为他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大家就都没太在意。结果周六晚上还是没见到他的身影。这时大家开始有些担心了，队长也找关系托人去打听，别人说，这是周末，认识的那些关系没上班，不好查。等周一上班去查吧。因此就又拖到了周一。周一去查，结果还是没查到。

        这时，队长很着急了，因为一个职工失踪了，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就报告上一级部门，结果全公司的力量发动起来找康二娃。这可能是康二娃这辈子最受领导和同事关心的时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大约这样折腾了一个月，还是找不到他去哪里了？于是就报了案。从此此人就没消息了。

        我听了同事的陈述，觉得太离奇了，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出现魔法呢？！

        再过几天，我已经不再想此事了，康二娃于我也消失了。我呢则迷失在考研的各科目中了。

        这样又过了大半年，与先前那个同事又通了次电话，委托他把我在单位时买的那些书给我寄过来，我决定不再回单位了。上班时工资每月约600元，我每月会拿出50元来买书看。有两年多时间，还是积攒了几十本书。剩在那儿的衣物都比较老旧了，不要也罢，没什么好惋惜的。但书不同，不会因为外貌的改变而改变其价值。他后来就给我将书打包，寄了出来。可惜的是他把地址写错了，这些书最终还是没有到达我的手里，而这位同事也在寄书之后也离开了厦门，所以那些书最后的命运如何就完全无晓了。

       但在这次通话中，他又兴奋而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康二娃找到了！” 我一下子就被这句话调动起来了，“啊！怎么回事?”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康二娃的消息了。因为之后，设安队解散了，我那些熟悉的人都四散了，我也失去了他们的消息，更就失去了康二娃后续的人生。人生的连续性往往会被某种突然的变故而切断，人生如同被打断一般，故事情节又另起一章，重新按新线索编织。而过去就如同沉没了。

        康二娃被人发现是在他的老家，据他失踪已有大半年，他的体重只有80斤，比失踪前的160斤整整少了一半。几乎就是皮包骨。在他的身心稍稍恢复后，大家从他的嘴里渐渐获知了他失踪的故事。

      星期六那天，他拿着暂住证，心想就是去履行一下手续，做下登记就可以回到他熟悉的环境了。但到那儿后，他发现当时给他登记的那位工作人员并不在，也许那人正好周末休息，反正他没找到人。这种偶然性带了蝴蝶效应。所以他就在那儿问了另一个工作人员，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工作人员并不同于昨日那位，十分的不耐烦与粗暴，可能在看他时还上下打量着他。他操着他那别人听不懂的“日本话”，解释了一遍又一遍，结果那位公务员最后认定他是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因为他的每个字他都听不懂。于是他决定（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就决定了，估计背后还有故事）这个家伙应该被遣返，厦门这个美丽的城市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人存在呢，这是对美丽的侮辱，管他的暂住证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当天康二娃就被送入拘留所，第二天就开始遣返程序。遣返是需要钱的，康二娃当时也不知他身上有没有钱。那就当成没有吧。遣返这个成本总得有出处，厦门警方不会有笔经费的吧？那就遣返者自己要为自己的回家挣路费。从厦门到四川约2000多公里，如果坐火车的话，需要在鹰潭转车，再在上海转车，然后到成都，然后坐汽车到康二娃的老家。正常来说时间约要三四天的样子，花费500多元（对了，我们的单位那是属于铁道部，所以我们当时还可以开免票，免费坐火车，所以如果正常回去，大约只要花100多的汽车费，吃的另算）。但那时估计没人关心他是铁路职工了，只想着怎么把他的路费让他自己挣出来。所以他的遣返花了约半年多（190多天）的时间，一路上在各种与警察有协定的厂矿做着苦工，在这个矿上干1个月，又到另个砖厂做上1个月，又到下一个什么厂工作做一个月。一个月约挣上几十块钱工资后，就有钱遣返了，就往着家乡挪近些，然后到下一个工厂（现在想想，幸好警察还听懂了他的家乡在哪里，而没把他送到更远的地方。而这同时也让人细思极恐！）。在这几个月里，他真是体会到做牛做马的感受------吃的少且差，干的活重又多，还被其它人员欺负。能活着回去已是万幸了。据说回去后，他的整个人都变了，不仅是体形上，还包括平时的生活习惯上，还有性格上，以前活泼，也愣，回来后呢，就蔫了很多，话也不怎么说了，傻傻的呆呆的了。而老康呢，听说好象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毕竟对于他这种有见识的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个女孩的情况，我没有再问，同事也没有提。康二娃后来又回去上班没，我也没问？觉得队上的事已不关自己了。那时我考研失败，压力巨大，我已经自顾不暇了。

        康二娃与我，就成了彻底的一段偶遇，在人生的河流中匆匆相撞，然后分开，不知踪影。

        事隔多年以后，仍能真切地想起这些往事。康二娃对我来说，是生命中一块不能绕过的石，不是块大石头，虽然小，但时时能看到。准确地说它梗在那里，硌在我的生命里。他让我想到的是那种最原始的生命状态，那种只有自然需求的人的原型；同时他的经历又提醒我，我们每个平常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这社会中，都处于相同地位------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没法去自证清白或身份。当有恶法，或遇上没有人文情操的执法者或别有用心的执法者时，我们都有处于深渊的危险。而成为另一个康二娃。

       最终由于深圳孙志刚事件，暂住证才从这个社会消失了。

        社会毕竟是在发展，这总算让人心里舒服了些。但仍在我的生命中投下了些阴影。

        最后，套用句已经被用烂了的话：“愿明天更美好！”  但愿如此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