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谮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铦党于贽。会早，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铦为邵州长史。
五月，甲辰（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署理本官，与贾耽一起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准备独揽朝廷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往往托病不问朝政。由此以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陆贽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的六种过失。他认为：“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考核督责缺少法度，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虎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依臣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和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韦皋派遣大将董面力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丙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共三批，一批取道戎州，一批取道黔州，一批取道安南，各自携带着金矿石和砂前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示心地坚定，砂用以表示心地真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分成三份作为凭信，全都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用丝织品写成的文书，称自己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云南使者前往长安，并且上表祝贺。德宗向异牟寻颁赐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慰问安抚云南。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禀报的事情交互推让，不肯发言。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依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在政事堂执笔，以便处理行政事务，每十天一换人。德宗颁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一天一换人。
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原先都臣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率领本部人众归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和霸州，供给他们耕牛与粮种。汤立志、陀忽、董辟和入京朝见，德宗一律授给官职，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臣自从兼管度支事务以来，查收各州亏欠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进呈上贡样品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所剩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熟绢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薄罢了。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地面，生长着几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与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坡地与水沼，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德宗让有关部门前去核实观看，并没有坡地与水沼，也不归罪他。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渐愧地撤退。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臣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臣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贞元十年（甲戌，公元年）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瀛州刺史刘澭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澭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澭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澭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 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
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其四：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不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其五：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笔钱储备粮食，恰好符合以前的旨意。”
其六：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他大略是说：“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完成的。然而，吞并土地的人居然在其中得到好处。”他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人得到好处。法规可贵的是一定要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是防止深究苛察。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惩诫违法者。要微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使富裕人家的损失并不致于有伤富足，而使对贫穷人家的照顾足以赈济穷困。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美好的筹措，是不可舍弃的啊。”
唐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年）六月，壬寅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缄，与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谋划，先不将李抱真去世的消息公告于众，伪造李抱真的表章，请求将节度使的职务授给李缄，还伪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副将陈荣前往王武俊处借用钱财。王武俊生气地说：“我与你父亲深深交好，是为共同辅助朝廷而已，怎么会与你狼狈为奸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你竟敢不等待朝廷的任命便擅自继位，还敢告诉我，况且有求于我！”他让陈荣回去，口头传达他对李缄的质问与责备。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地人氏，平素以见义勇为知名。德宗知道李抱真已经去世，便派遣中使第五守进前去观察形势的变化，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时，李缄声称李抱真重病在身，不能接见。过了三天，李缄才全副武装地去见第五守进，第五守进告诉他说：“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去世，已命令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缄惊讶不已，出来以后，他对各将领说：“朝廷不允许我执掌军中事务，诸位意下如何？”没有人回答他。李缄害怕，便回去将李抱真的死讯公布于众，把节度使的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口头宣布诏旨，命令王延贵任职，催促李缄前往东都洛阳。元仲经外出逃走。王延贵把罪责全部加给元仲经，便逮捕并斩杀他。德宗颁诏任命王延贵暂且代理昭义军中事务。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他的弟弟凑罗楝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和吐蕃授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癸丑（十二日），德宗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给以银作底的金印，印文称作“贞元册南诏印”。袁滋来到云南国，异牟寻面向北方跪着接受册封的印信，叩头至地，拜了两拜，接着便设宴招待使者，拿出玄宗赐给的两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还指着年迈的吹笛者和歌女说：“皇帝赐给《龟兹乐》时带来的乐工，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袁滋说：“南诏应当深深仰慕祖先的事迹，子子孙孙对唐朝竭尽忠心。”异牟寻行着礼说：“我怎敢不恭谨地承受使者的教导！”
德宗赐给义武节度使张升云新的名字，叫张茂昭。御史中丞穆赞按察度支部门的官吏贪脏的罪行，裴延龄打算为他们开脱，穆赞不肯听从。于是，裴延龄诬陷他，使他被贬为饶州别驾，朝中百官对裴延龄畏惧得不敢正眼相看。穆赞是穆宁的儿子。
韦皋奏报在峨和城打败吐蕃。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给他新的名字，叫王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留后，心中愤慨不满，上表请求将磁州、邢州、洺州另外组成一个节镇。昭义的精锐兵马多数驻扎在这三州，元谊给与丰厚的待遇，以便取悦他们。德宗屡次派遣中使晓示他，但他不肯听从。临洺的守城将领夏侯仲宣率领全城归顺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促副将石定蕃等人领兵五千人进击洺州。石定蕃率领他的部众二千人叛变投降元谊，马正卿撤退而还。德宗颁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肯前去就任。王虔休亲自领兵攻打元谊，还引来水淹灌洺州城。
黄少卿攻陷钦、横、浔、贵等州，在邕州进攻孙公器。九月，王虔休打败元谊的兵马，进军攻克鸡泽。
裴延龄上奏声称官吏太多，从今以后，对于官吏中出现的缺员，请暂且不要补充，收取这部分薪俸，用来充实国家的库存。德宗打算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但无法找到，裴延龄说：“近来臣在同州看到一处山谷，谷内有好几千棵树木，都是高八十尺的。”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尚且无法找到，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木材？”裴延龄回答说：“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当然是等待圣明的君主出世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期间，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执掌的物品损失遗落很多，近来由于检阅使去放帐簿，于是在垃圾中得到银子十三万两，成匹成段的布帛和零杂货物超过一百万。这都是已经丢弃的物品，也就成为额外的收入，应当全部搬到杂库去，好供给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承认这一说法，便上表直言声称：“这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加以推究验查。”主持政务的长官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审察，德宗没有答应，但也不责怪韦少华。每当裴延龄当面回答德宗提出的问题时，任意去说怪诞的事情，都是大家所不敢说、也不曾听说过的，裴延龄却将这些事情说得无可怀疑。德宗也知道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但由于他喜欢恶意诬蔑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到宠爱，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铦，由于职分以内的事务与裴延龄有关联，所以时常证实他的虚妄，而陆贽独自以自身抵挡裴延龄，经常陈说他不可任用。十一月，壬申（初三），陆贽上书极力陈诉裴延龄的邪恶诡诈，数说他的罪恶，大略是说：“裴延龄将搜刮财货当作长远的方策，将诡诈妄为当作美善的计谋，将苛剥民财、聚集怨恨当作不顾及自身的忠心，将惯于诬陷，专进谗言当作竭尽臣下的节操，他汇总典藉所憎恶的东西，用来作为自己的智谋与权术，他冒犯圣人贤人的告诫，用来作为自己的品行与才能，可以称他为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邪恶害政的行为，每天都在增长，每月都在滋蔓，隐秘着的事情固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败露的事情尤其难以数说。”他又说：“倘若陛下认为他蒙受诽谤，那么，诚然应当赶快为他分辩明白。倘若陛下知道他不是善良之辈，又怎么能够为他容忍掩饰呢！”他又说：“陛下打算姑且保全护持他，对他从来不加责问，裴延龄以为他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怀有畏惧的心思。他把东边的移动到西边去，就成为考课的成绩，将这边的拿到那边去，于是称额外的收入，如此欺骗玩弄朝廷，就如小儿游戏一般。”他又说：“裴延龄虚伪诡诈的才能，诬蔑不实的言辞，遇事便要表现，随口便要讲出，没有一天不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一时不在做这种事情，这是难以完全陈述出来的。”他又说：“过去赵高指鹿为马，臣认为鹿与马，就事物的常理说来还属于同一种类，哪里比得上裴延龄将存在的东西掩饰为不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的东西指成存在的东西呢！”他又说：“裴延龄的凶顽虚妄，已经在全国传布开来，上自公侯卿相等陛下亲近的大臣，下至地位低下的人们，噪噪杂杂地谈说议论他的，有成千上万，但能够将此进言的人又有几个！臣以低微鄙陋之身，担当着宰相大臣的职任，由于真情在内心中激荡不已，即使打算不再谈论此人，但臣还是不能够自行沉默下去啊。”此书奏进以后，德宗很不高兴，反而愈加厚待裴延龄。
十二月，王虔休乘着冰冻封合时，越过城壕，急速攻打洺州。元谊派出兵马向他进击，王虔休无法取胜，只好回军。日落时分，冰冻消融，王虔休的士兵死去的有一多半。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德宗知遇，对待他情义深厚，凡有不同意的事情，经常竭力争议。有些与他亲近的人规劝他说，这样做过于显露锋芒，陆贽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裴延龄天天在德宗面前指责陆贽的短处。赵憬出任宰相，是陆贽引荐他。不久，他对陆贽有不满意的地方，便暗中将陆贽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愈发能够做好预谋。从此，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认为陆贽是对的了。陆贽与赵憬约好到德宗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邪恶，德宗的怒气在脸色上都表现出来，而赵憬却沉默不语。壬戌（二十三日），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当初，勃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儿子大宏临早死，族弟大元义即位。大元义猜忌而残暴，国中的人们杀掉他，拥立大宏临的儿子大华屿，这便是成王，年号更改为中兴。大华屿去世，又拥立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邻，这便是康王，年号更改为正历。
贞元十一年（乙亥，公元795年）春季二月，乙巳（初七），册封大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陆贽被罢除宰相职务以后，裴延龄接着又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铦偏袒陆贽。适逢天旱，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因失去权势而怨恨不满，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将要流离散亡。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军中的人马没有吃的，这种事情将怎么办才好！’他们以此动摇大家的心意，他们的企图恐怕不限于中伤我一个人就算了事。”过了几天，德宗在禁苑中打猎，恰巧有神策军的将士申诉说：“度支不供给喂马的草料。”德宗猜测裴延龄的话是可信的，急忙回到宫中。夏季，四月，壬戌（二十五日），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李充贬为涪州长史，张滂贬为汀州长史，李铦贬为邵州长史。
当初，阳城由未做官的士人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对任命他的官职并不推辞。阳城还没有来到京城，人们便思慕他的风度文采，都说：“阳城肯定会直言规谏，效忠职守，以至于死的。”及至阳城来到朝廷以后，谏官们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德宗愈加厌烦不堪。然而，阳城却正与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宾客日夜开怀饮酒，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都认为他是虚有其名罢了。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一篇《争臣论》来讥讽他，阳城也并不介意。有人打算前去质问阳城，阳城揣度清楚来人的用意以后，总是强劝来人饮酒，有时客人先醉倒在酒席上，有时阳城先醉躺在客人的怀抱中，不能听客人讲话。及至陆贽等人获罪被贬以后，德宗的怒气尚未消散，朝廷内外恐惧不安，都认为对他们的罪罚将是难以测度的，因而没有人敢营救他们。阳城闻知此情，站起来说道：“不能让天子相信任用奸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他当即带领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邠等人在延英门守候着，奏上疏章，论说裴延龄邪恶谄谀，而陆贽等人没有罪。德宗大怒，准备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为此而出面营救，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使宰相宣旨让他们离去。当此时，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阁进谏，便快步前往延英门，大声祝贺道：“朝廷有直言的臣下，天下肯定要太平了！”于是，他逐一拜谢阳城与王仲舒等人，随即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纪有八十多岁，自此以后，他的名声便为天下推重。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当时，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倘若让裴延龄出任宰相，我就会将任命他的白麻诏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有个叫李繁的人，是李泌的儿子，阳城疏陈裴延龄的全部过失与罪恶，想秘密弹劾他，因李繁是旧友的儿子，便让他誊抄疏章，李繁却径直将此事告诉裴延龄。裴延龄事先前往德宗处逐条自行解释，待到疏章送入内廷，德宗认为这是虚妄的，便不去观看这一疏章。
丙寅（二十九日），幽州奏报打败奚王啜利等六万多人。回鹘奉诚可汗去世，没有子嗣，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国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氏，善辩而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以来，他便掌管军事，执掌大权，大臣和各部酋长都折服于他。骨咄禄当可汗以后，冒充姓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前来上报丧事，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各可汗年纪幼小的子孙后代，全部送交给朝廷。
五月，丁丑（十一日），德宗将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同时任命为节度使。甲申（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戊子（二十二日），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是李神通的五世孙。庚寅（二十四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张荐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主管府中事宜。李说深深感激王定远，请求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的。秋季七月，丙寅朔（初一），阳城被改任为国子司业，这是由于他揭露裴延龄而获罪的原故。
王定远自己依仗着为李说立下功劳，便专擅河东的军事大政。调动各将领时，李说不能够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因此产生嫌隙。王定远因私忿拉杀大将彭令茵，将他的尸体掩埋在马粪中，将士们都愤怒。李说奏陈此事，王定远听说以后，径直来到李说处，拔刀刺杀李说，李说逃脱，得以幸免。王定远将各将领召集起来，拿出箱中存放着的敕书和与告身二十多通，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往京城，任命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位全都提升官职。”大家都跪拜。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接受的敕书，于是指挥大家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跑出去，登上乾阳楼，招呼他的部下，部下无人答应，他在翻越城墙时摔下来，被枯树枝戳伤致死。
八月，辛亥（十七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闰八月，戊辰（初四），元谊让洺州诈称归降，王虔休派遣副将带领两千人进入城内，元谊将他们全部杀掉。九月，丁巳（二十三日），德宗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肯体恤士兵，在野外打猎，好几天都不回来。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趁着大家心怀不满，便关闭城门，不让程怀直进城，程怀直只好逃回京城。冬季，十月，丁丑（十四日），德宗任命程怀信为横海留后。
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并占领该城。南诏还俘虏施、顺二蛮的国王。
贞元十二年（丙子，公元796年）春季正月，庚子（初七），元谊、石定蕃等人率领州士兵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余口逃奔魏州，德宗将他们的事情搁置下来，不予追问，还命令田绪安抚他们。
乙丑，德宗使浑瑊、王武俊一并兼任中书令。己巳，德宗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并同平章事，对全国的节度使、观察使，全部加封检校官职，以便取悦众人。
三月，甲午（初二），韦皋奏报降服西南蛮高万唐等共两万余口。乙巳（十三日），德宗任命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所兼任的使职一如既往。李齐运既无才能，又无学术，专门使用阴柔诌谀的手段取得德宗的宠幸，每当宰相回答完德宗的问话以后，李齐运便接着上前裁定他们的主张。有时他卧病在家，德宗准备任命官员，便经常派遣中使到他家中征询他的意见。
丙子，韶王李暹去世。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子，有庶出的儿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嘉诚公主将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使他担当副大使的职务。夏季，四月。庚午（初九），田绪突然去世，他的亲信将死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事务，这时他才十五岁。乙亥（十四日），他们将田绪的死讯公布于众，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庚辰（十九日），这一天是德宗的诞辰。依照惯例，应当让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至此，开始让儒学之士参与其中。四门博士韦渠牟讥言讽语，很有辩论的口才，德宗赏识他。过了一个月，他被提升为右补阙，开始得到德宗宠幸。
五月，丙申（初六），邠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监军杨明义奏请使都虞候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事务。甲辰（十四日），德宗任命杨朝晟为邠宁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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