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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老师高度重视人民性。
1、对于改革中的人民性问题，他深刻指出：“人民始终是改革的主体，不能将改革的主体改变成客体，将改革的支持主力改变成改革的对象。如果这样，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和国的主体，而国家只有成了人民权利的坚定的维护者，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真正强起来。”
2、人民性与法律的关系，文木老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立国要有道统，有了道统才能有法统，道在先，法在后。道统的进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当一个国家失去道统时，就不能再带来正义和公平，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衰落。道统是引领整个世界前进的动力。”
3、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不再劳动，或者轻视劳动。文木老师由道统，又谈到劳动，他说：“道德与劳动是不能分离的孪生子。国家和人一样，如果不劳动，那么这个国家的道统就基本上失去了。古罗马就是这样，古罗马刚开始是劳动，国家在这一时期就处于上升阶段，但是后来古罗马开始打仗，并且掠夺了很多奴隶，让奴隶劳动，而古罗马的人则观赏动物表演、人兽肉搏，这样他就衰落了。民族放弃劳动之时，也就这样国家衰落之日。”
4、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性？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须要求。文木老师告诉我们，稳固的权力是长在土里的，可许多官员却认为它是上司赐予的。结果不服水土的官员或政权被当地人民打倒，而那些扎根于人民土壤之中的干部则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斯大林说，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毛泽东说，将来如果右派上台，我断定他们是长不了的。
5、诱倒拳手的最佳时机是其双脚悬空后身体失重的瞬间，而击倒敌人的终极方法是
使之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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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民，是一个多数主体的概念。而主体认可，——不管这种认可采取的形式如何，——是法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法权本质上是不需要其他阶级认可的天然正当的权利。
7、中国文化中对“天”的敬畏，就是对自然法的敬畏。自然法是阶段法权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民法。毛泽东说：“上帝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中国洋派文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敬由阶级法权派生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成文法，结果必然要受到自然法——比如大小人民革命和运动——的一次次惩罚。
8、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保持了人民性的一致性。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都将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这些正在变成现实。
1959年底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要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府，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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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些，使人联想到2015年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讲话，习近平说：“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两次讲话虽时隔57年，但其缩小“三大差别”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核仍一脉相承。
这再次验证了习总书记的那句话：“真正的政绩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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