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青花瓷上的浓淡转笔，是曲调里的抑扬顿挫，字里行间点滴都是才情，终其一生处处亦是传奇。那么，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段关于她的传奇……
点上一炉沉香屑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1921-1995）生于上海，其家世颇为显赫。祖父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被称为“清流派”四君子之一；祖母李菊耦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之女。
张爱玲出生之时，已是家道中落，其父张廷重是典型的遗少，赌钱，嫖妓，吸鸦片，一步步走向堕落。其母黄素琼因无法忍受丈夫的纨绔作风，在张爱玲年幼之时并选择了离婚，之后游学欧洲，给予张爱玲的母爱非常之少。
整个童年生活对于张爱玲来说是黯淡凄楚的，悲凉的人生观并由此形成。
父亲后来再婚，不幸的是后母待她很是刻薄。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被继母责打，然而继母却诬陷张爱玲打她，在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之后张爱玲被关进了一间空屋，由巡警看管，得了重病也不给她治疗，差点病死。这场禁闭持续了半年之久。
17岁那年，张爱玲终于忍受不了后母的虐待，从父亲软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来，从此和那个封建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幻想中的幸福与美满。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
正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剥夺一些就给予另一些。
虽然家庭对她来说好比一个冰窖，令她不寒而栗，但毕竟较为优裕的家庭环境为她提供了一般人难以享受的物质条件，也使她从小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和西方文化教养之中。
而她的童年记忆和文化素养，也成为了她日后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
7岁时，张爱玲便尝试着写家庭伦理悲剧小说，9岁时写成一篇关于三角恋爱的小说，其写作才华初显端倪，也预示着她日后的创作方向。
张爱玲9岁进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国文老师是重视国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声。这一时期，她在校刊上发表了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等作品，以及一些书评和论文，其文思、笔致和才情令人瞩目，被赞为天才。
如其所言，“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1941年，怀揣着“天才梦”的张爱玲考上了伦敦大学，后因战争受阻，进了香港大学。尽管她在香港大学的学业并未完成，但大学期间系统的学习，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为她23岁的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因为香港被日军占领，她又回到了上海。上海，这个带给她所有痛苦记忆的地方，同时造就了她特定的人格、文学成就和声名。
1943年5至6月，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上发表了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同年9至11月，在《杂志》月刊上发表了代表作《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一举成名。
从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她共创作发表了1个长篇、6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
这一年，她只有23岁。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944年初，刚获释不久、在家闲居的胡兰成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喜不自胜。小说中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及其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希望与作者相识。之后还去找苏青，他想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
这两次都被苏青回绝了，因为苏青知道张爱玲的性格——从不轻易见人。
可苏青终究被胡兰成说动，告诉了他张爱玲的住址。
胡兰成第二天就去了张爱玲家，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他见敲门不应，便从门缝塞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家庭住址及电话号码，期望可以见一面。
第二天，张爱玲很有礼貌地回访了他。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第一次相见，他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及至张爱玲告辞，胡兰成送她归去时，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
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他忽然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此后，他几乎每天都去看张爱玲。
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她在如花的少女时代，纯洁的情愫开出的第一枝花朵。
“因为相知，所以懂得”。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也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且倾尽了她的全部去爱他。
1944年，在热恋半年后，他们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姑姑和好友炎樱。张爱玲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张爱玲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大实话，而胡兰成的话却是蕴涵深意的。
1944年底，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
一次，胡兰成对张爱玲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脱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
张爱玲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逃到了浙江，后到温州，与范秀美做了夫妻。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到了温州。这次的相见让张爱玲很受伤，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才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像个“第三者”了。
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
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里，两人偶有联系。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
自此，这场传奇之恋，就辛酸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茫茫人海，修得千年万年才与他相遇，却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对爱的保留与自持，缘起缘灭，也只有她知其冷暖深浅。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终究是一个难圆的梦。
“人生是个苍凉的手势……”
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态度是冷漠、悲观的。在她所观察的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境遇是充满压抑和威胁的，充满虚伪和罪孽的，人性很难得以健康发展，不论男女。
如果给张爱玲的小说内容一个总的概括，那就是对于人性的深刻描写和揭示。
在她的小说中，人性的扭曲和变态是人性表现的常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因金钱欲和情欲的冲突，她戴着黄金的枷锁，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自己的亲人。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恋爱更像一场锱铢必较的角力赛，一座城市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婚姻。这看似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但正是偶然的战争使男女主人公暂时恢复了人性。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时常在本我和“好人”面具之间无所适从，令他焦灼痛苦。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心经》、《封锁》等作品中，无处不是对于人性的深刻揭示。
在张爱玲的笔下，更多的是借用情爱题材去表现人性、文化与时代。这种题材是她体验最深，也最为擅长的。
在她的小说中，爱情、亲情都是极为不可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算计才是最根本的。
女性大多以婚姻为职业，比如曹七巧、白流苏。《琉璃瓦》中的谈婚论嫁，与爱情没有关系，有的只是金钱和生活的安稳。而亲人之间，有的只是怨恨、冷漠，基本上映现了张爱玲对于亲情、对于现实的体验。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更能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眼光去打量现实的悲凉，深入到女性的心灵和命运深处，写出男权中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投射了张爱玲作为处于男权中心社会的女性的焦虑经验，也正因为如此，她笔下的男性形象被着意贬损。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封锁》中的吕宗桢、《花凋》中的郑先生等，这些男性形象几乎都是猥琐、丑陋和堕落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爱玲的处境尴尬起来。
由于与胡兰成的婚恋使她的政治立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迷雾。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她不屑于去辩解，仍保持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她的创作不再引人注意，但她依然笔耕不辍。
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她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这以后，她便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到美国，1956年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1967年赖雅去世，她从此孑然一身，闭门生活，直至逝世。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个女子带着她在17岁写下的机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如流星般在空中划过。
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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