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生物-社会和文化情境中的，这一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被接受，并成为现象学思考的基本组成部分。现象学家强调在一个人的体验中有多少是没有存在于外显的意识当中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再强调一遍，生活中很多东西或者特定的即时体验都是在意识“知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随着年龄和智慧的增长，一个人对自己的注意、体验和成长进行重要的自我调节控制。但是在讨论一个人对自身发展发挥积极影响的能力之前，搞清楚一个人的注意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所处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每个社会都会构建出一个“好”人形象，以及对发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团体成员非常重要的素质和技能形象。例如，印度人的传统观点认为，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仅具备了人的身体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人，人必须隶属于某个团体，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这一点上，古代的中国人和亚马逊沿岸的土著部落看法类似。在大多数文化中，作为肉体，人与动物并无分别。是文化和社会的力量把动物转化成了人。
为了让儿童将来能够成为机能正常的成人，每种文化都会用自己的方法教育儿童掌握必要的知识、行为和情感。社会化的过程通常是非正式的，是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进行的。但大多数文化中也会进化出社会化的正式机制，通常都是通过复杂的宗教仪式和礼节加以强化。印度有一些关于这个过程的清晰的案例。经典的印度文化为了确保社会成员从婴儿到老年都能遵从举止得当的楷模，付出了极大努力。“印度人是在一系列的集体事件中被有意塑造而成的，这些事件叫做samskaras，即生命周期仪式，它是一个印度人生活中的基础和必需。”samskaras 通过在生命各个阶段给予不断更新的“行为规则”来帮助塑造儿童和青年。正如印度的精神分析家Sadhir Kakar半开玩笑地写道，“samskaras 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的合适仪式。’——生命周期的概念是以一系列的阶段展开的，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需要有序地进行，这是传统的印度思想的一部分——这些仪式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使儿童逐步融入社会，通过samskaras，正如它的功能使然，儿童从最初的母婴相依关系中脱离出来，而转变成为羽翼丰满的社会成员”。
一个个仪式让儿童或年轻人具有了进入人生下一阶段的资格，直到他长大并扮演了社会中所提供的每个可能的角色。在有些文化中，一个人只有在他有了孙辈之后才能算真正成人。成为祖父母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
（a）一个人能繁衍，因此被赋予庄严的力量；
（b）一个人很成功，因为只有相当富有的父母才能为子女找的配偶；
（c）活到这么大岁数的人，是智慧的或者说至少是经验丰富的。
只有这些素质都具备了，才能说这个人终于成人了。
在西方社会，向人生的高级阶段过渡已不再有明显的标记，只有学术生涯中的各种毕业典礼代表了不同的教育水平。宗教当中也有一些与人生转变有关的内容，如以犹太人的禁戒律和天主教准入圣礼为标志的宗教仪式，都说明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人格精神形成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我们已经没有代表着在向人生更高发展水平转折的清晰标记，我们仍然期望，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体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具有不同的素质。
因此，当我们缺少共同的仪式来庆祝一个人从人生的一个阶段顺利的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发展心理学家在他们关于生命周期的描述中，认识到了这种转折的重要性。
例如，Eric Erikson （埃里克森）提出了一系列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心理社会任务：
. 在青少年时期建立同一性，
. 在成年早期发展亲密感，
. 在中年时期获得生殖感，
. 最后在老年阶段对过去的人生进行有意义的整合。
Robert Havighurst 将重点更多的转向了社会角色的要求，并发展出一个随着年龄而改变期望的生命转折模型——例如，学生、工人、家长。
最近，Levinson和Bee提出了相似的模型。发展理论通常并不声称这些任务总能得到解决或者甚至个体必须意识到它们。但是，如果这些任务不能成功地得以解决，个体的心理适应就可能受到损害。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假设是没有合理原因却偏离了正常发展阶段的个体，将会面临无法发展完整个性的风险。
强调人是社会建构的、并植根于社会情境似乎意味着一种被动和相对论的立场。这种观点似乎暗指人格的标准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任意性，是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结果。也意味着生命的大多数方面都是“无意识的”、不受个人的主动影响。但是，我们并不同意这些看法。我们理解人的发展会因为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社会实践可能对人的发展路径起到强有力的制约作用。但是采用经验的视角来解释人类本质的核心方面——如果得到培养与倡导的话——将会提供对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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