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当街，门前有四棵槐树，靠门口右边一颗槐树下面，凳着一个大石板，是当饭桌用的。每次我妈做好饭，就会把饭盛到大盆里，端到石板上，碗筷都抱出来，我们先给大人盛，到我们几个，谁吃谁盛。
那时门口邻居们吃饭，喜欢扎堆，都端着碗出来，蹲在我家树下吃，边吃边讲着奇闻异事。还有的干脆用盆，盛一盆饭出来，为的是不想来回跑。那时好热闹呀，一条街上每天都有新闻可讲，讲完人们再哈哈一笑，一天就过去了。
记得父亲当队长时，他不知从哪儿弄了一个马车圈，当作铃，挂在靠石桌的那棵树杈上。
每次上班，父亲就站在门口石板上，铛铛铛……铛铛铛地敲，第一遍是预备铃，只敲两下，预示妇女们，该喂孩子的喂孩子，该吃的吃，该刷碗的刷碗，马上要上工了。第二遍，敲三下，正式上工。所有社员都拿着干活工具出来，男人干重活，女人干轻活，男女分工明确，该干啥干啥。每天早上两遍，下午两遍。(我记得别人当队长是吹口哨)
母亲对父亲当队长，有很大成见。因为队长负责监督社员的上下班，谁去晚了或者偷奸耍滑，都要扣工分。遇上这样的人，父亲扣别人的，人家指着父亲鼻子骂的都有。想当好队长，就得先从自己家人身上开刀，每次母亲去晚了，就先扣母亲的工分，扣的比别人多。
因为这事，惹的母亲脑羞成怒。我家本来就没有劳动力在生产队抓工分。父亲经常被人请去帮忙，因为父亲会的多，像盖房子啊，木工活呀，做饭呀什么的他都会。父亲又是热心肠，乐于助人，人家娶媳妇儿请他做饭，盖房子垒墙上梁，都要请他。父亲很少拒绝别人，这样很耽误父亲在生产队抓工分。每到分粮食的时候，我家分的最少，我家两个大人五个孩子，七个人，分那点儿粮食根本不够吃。我家常常一年缺大半年粮食吃。
那时我们姊妹五个还小，又没有爷爷奶奶带，一大早上五个孩子，大的哭小的嚎，加上做饭忙里忙外。母亲没有不去晚的时候，父亲克扣母亲的工分，从不留情。所以母亲对父亲当队长意见很大，千方百计想把他的队长拿掉。
记得听母亲说，父亲当会计时，别人当队长，别人当队长，没有像父亲那样，扣母亲的分扣的厉害。她后来终于把父亲的队长搞掉了。刚好父亲不当队长时，国家政策下来搞分田到户。
大集体解散了，父亲不当队长了，也不再铛铛铛…铛铛铛敲他的铃了。记得那时我二哥想上初中，但又交不起学杂费。父亲想把他的铃卖了，有个收破烂的出七块钱。因为二哥的学费是九块，父亲让收破烂的加二块，人家不给，父亲没舍得卖他的铃。再后来，那个铃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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