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学 记（节选）
何兆武 口述
文靖 执笔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01 自由散漫的作风
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个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60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也觉得是这样。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比如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各个级的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挺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没有什么。记得有一次在宿舍里争了起来，那时候正在征调翻译官，有的同学是自愿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级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强制性的，梅贻琦校长亲自开会做动员。回来后有个同学就骂：“梅贻琦官迷心窍，这回可是大捞了一把，可以升官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打仗需要人，征调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么能那么想呢？”于是我们就在宿舍里吵，不过过去就过去了，后来我们的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气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上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工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挺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有工夫都用来读诗、看小说了。于是决定改行，把梁启超的东西拿来看看，诸如此类，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一些文科知识。
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两个条件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总觉得幸福并不遥远，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02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姚从吾先生的课我就不爱听，他教历史系的专业课，可我一直都没上。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文科生要学一门自然科学，学理工的国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那就是选修了。
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挑。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怎么样，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没什么内容，简直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自己借本书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上。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像文、法学院其他专业，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即便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必修。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全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管。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的。
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值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先生讲课不行的，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讲课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呀，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发音也不会太好。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先生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似乎有点喜欢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另外，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个。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那儿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袱进来，往桌上一放，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但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滞在香港。
03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可是后来一打仗就不行了，每况愈下。从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西南联大时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由于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个别有点钱的在外边自己租间小房子住。还有的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一位，那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中）
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当时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当年的艰难，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了。假如那个时候要收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学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毕竟赚钱不是目的，为国家培养人才才是最大的收获。
青年时期的杨振宁与邓稼先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人才真正的幸福。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大家总是乐观地、天真地，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学校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去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对着吹。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得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还怎么可能打败别人？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胜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个钟头不就明白了吗？但我们不能为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就应该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背后，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是没出息的表现。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倒很谦逊，总说不懂不懂。可有时候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我们谈到某某哲学家，我说：“在这个问题上，这位哲学家好像没有说得太清楚。”他突然来一句，说：“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这么讲了。”就是说，他没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了，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些地方反而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比如我，大概永远不会是有为的。
那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得看上两三次。我在昆明待了七年，看了大概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盖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
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片子很快就出来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也是马上就公映。那次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三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正当年的时期。可他衰老得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三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脑溢血，突然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初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小施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它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当时译为《魂归离恨天》，那个也很好看。还有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的《蝴蝶梦》，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新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也看了好几部，在当总统以前，他是个二流演员。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面给Eroll Flynn配戏，用京剧的行话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据说当时担任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大家都言之籍籍，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比如《卿何薄命》、《魂归离恨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比如Laurence Olivier、费雯丽主演的《汉密尔顿夫人》，描写了特拉法尔加海战，那在英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还有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也享受了美妙的艺术。再比如狄斯尼画的Fantasia，用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等名曲伴奏，最后以舒伯特的《圣母颂》结尾。看过之后，真是令人仨月不知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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