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出乎田亩之间，殆无文字家学，然则命主文曲，天赋异禀，以至终成文化怪胎焉。垂髫之时，深爱课文古诗，能读课外《封神》，甘之如饴。乡学之时，始读《三百首》。府学之时，毗邻东坡赤壁，自此深爱苏轼诗文，深爱八大家，深爱宋文化。吾每读东坡，如遇故友，三观俱合，恍若一人。有宋一代，醉翁与放翁亦然。吾自少年熟习之，随从之，便似附魂于吾身，类若“亚父”，而其文脉贯通如一也。由是，吾常以“苏门遗民”自居，不拘得失，放达超然，喜好旅游，钟情美食，且亲其亲，仇其仇。
吾自幼喜读《红楼》，殊不知其间大有苏门遗风焉。曹霑者，苏轼之铁粉也，以其紫金石作宝玉，以其“敛黛含颦喜又瞋”作黛玉，以其《木石图》解“木石前盟”，以其妾王朝云解“正邪两赋”，以其“人间如梦”演红楼一梦，以其“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演“好了歌”也。吾移居婺州一隅，此处犹有三苏祠、三苏坟焉，而八咏楼之易安，乃东坡再传弟子也。
至于李唐，吾尤喜盛唐之摩诘与太白，舒展自适，明丽恣肆，以手写心，不拘格套。汉大之时，亦读日本松尾芭蕉之俳句，盛唐汉诗之遗风也。及汉大毕业，深居单位后院，独自研诗写诗，自感奇零、狂狷且卑微，始而迷恋近现代曼殊、达夫之古体诗，却最爱中唐才子，实乃人性荒原、幽独自处之奇葩群体也。其间，首推刘白与姚贾，长吉与长卿，另加刘叉也。刘叉者，游侠诗人也，其险怪胜于长吉，偏僻过于姚合，于唐代二千八百七十三诗人之间，彗星一现也。后世各种唐诗选，均不收录，概因不合教导，而仅见诸《全唐诗》《唐诗鉴赏辞典》也。而今千万文人读者，恐皆摇首不知，吾但知之玩之，不知今夕何年也。深究之，苏轼亦为其《冰柱》折节也。
乡学之时，吾偶有题咏。府学之时，将及弱冠，才思喷薄，古体诗词之作始多。不过独自琢磨，无人指教尔。因誊抄于笔记本，遂得存留。吾尤喜系统写诗，示以组诗形式，或歌咏风景、生物，或抒写人生、情志。蓬门子弟，无父执萌，游历少，识见窄，如此作习，亦可自补也。吾命主文曲，身主天同，生来重情，偏于感性，于是乎倾倒独抒性灵之异言，超越意象意境之常说也。喜爱阳春白雪与通典俗故，不求艰深拗执，以利于时人通读，利于文娱流布也。
吾写古风诗词，甚于近体诗词，不喜严守格律，而奉行“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盖出曹霑之《红楼》也。不喜古诗与古词之戒律，不喜古诗与古文之界限，乃至多作自由体之“无调乐府”，或曰“杂言体”，犹如“莺啼序”之诗文合一也。远非旧体诗之倡导与先声，实为众诗家之本性与共性也。新体诗词应求古典诗词之意境与韵味，非在乎形式与样貌焉。此等长短参差之境界，太白与刘叉早已有之。古体诗与现代诗乃可相融共生也，文化延续且多元尔。况乎价值新旧相对，自古皆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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