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玲是我杨屯中学和湖西中学的同学，一位性格开朗、为人随和的女生。天生一副好嗓子，课余休息，常常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高中时候，班级开联欢晚会，仁玲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她清脆甜美的声音如同天籁，简直可以和电视台那些著名的节目主持人相媲美，为晚会增色不少。她也因此获得“金嗓子”的美誉。
高考落榜，仁玲和大多数农村女孩一样回乡务农，割麦插秧，样样精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便嫁给了我们高中的一位同学，成为我们班级唯一一对同学之间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人。
做了妈妈后，仁玲为孩子为家庭整日奔忙操劳，没有一刻清闲。后来，仁玲成为母校初中的一名临时代课老师，因为身份的缘故，她比正式在编教师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辛勤，备课认真，批改作业仔细，对每一个孩子都和蔼可亲，从而赢得学生的喜爱与欢迎。可是，有能力不如有学历，有水平比不上有文凭，两年后，因学校整编，仁玲还是离开学校，辞别了自己热爱的三尺讲台。
丈夫外出打工，仁玲便在附近一家铸造厂找了份打磨毛坯的工作，整天灰头灰脸。下班后，还要洗衣做饭，伺弄庄稼，照顾孩子。虽苦虽累，但她总没有一句怨言。
命运就是一个谜，让人身陷其中，又猜悟不透。后来，铸造厂效益不佳，大批工人下岗，仁玲又失去了那份工作。
儿子考上大学后，家里支出骤增，那二亩地的收益可谓杯水车薪。邻居开了个加工棉絮的小作坊，仁玲便成了作坊里的一名小工（当地人对在作坊里打工者的统称）。
不幸，也就是从这个开始降临。
冬季的一天，仁皊和“工友”忙着往机器里添加棉絮，机器突然停止了转动，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情急之下，仁玲伸出双手，去撕扯被塞的棉絮，刚扯了几下，机器猛然转动起来，仁玲一声惨叫，待双手再伸出时，已是鲜血淋淋，左手几根手指血肉模糊，右手几根指头已不见踪影…..
我们几位同学去看望她时，是一个星期之后，仁玲并不在医院，而是在自己家里挂着水。问其原因，她说在医院花费太大，能给人家（作坊主）省一点是一点吧。
仁玲面色苍白，双手缠着厚厚的绷带，如同外面的残雪一样耀眼刺目。说起事情的原委，她依然面露淡淡的微笑，平静沉着，如同叙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往事。倒是同去的一位女同学，坐在床边，捧着她受伤的双手泪流不止。让仁玲反过来安慰她。
哲学家帕斯卡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仁玲曾经灵巧的双手在冰冷的机器面前不堪一击，使那个冬天成为她人生里最寒冷最灰暗的季节。
移植，接指，消炎，止痛，治疗的过程漫长而繁琐，带给仁玲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心灵的煎熬。没有人知道那些日子里，仁玲是如何度过的，我们看到的，是她无法自由伸缩的、一根根弯曲变形的手指，即便是夏季，也往往要戴着手套。当人们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她手指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着，低声说，没事了，没事了。
种田插秧是不可能再做了。那个秋季，听亲戚说，新疆那边需要采摘棉花的帮工，一季下来，收入还比较可观。于是，在一个秋意乍现的日子，仁玲背上行李，和亲戚一块，毅然而决然地坐上了开往西北乌鲁木齐的列车。
人生可问，而命运不可问。或许冥冥之中，真有一只命运之手，在操纵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命运如此不公，我想象不出，仁玲是如何用她那伤残的双手，去采摘那一朵一朵绽开的棉花的。但我能看到的是，她在困境中的那种乐观豁达，没有自怨自艾的微笑。
生命中有良辰美景，也有苦雨凄风，而微笑，如同盛开在生活枝干上的花朵，为哪怕是黯淡而寒冷的人生，绽放着一抹温暖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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