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 丘）
至今我有时还在梦中无家可归，如孤魂一般流浪。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对住房的企盼和渴望。房屋，人类的栖居之所。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房屋就和我们朝夕相伴，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对住房的关切和重视，是每个人都无可回避的。“居者有其屋”是生活的权利，也是我们生活之中的沉重。每个人一旦进入社会，都有自己关于住房的故事。这些故事和酸甜苦辣的人生一起，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一、迁出城垣寄人篱下
老家在农村，我的住房史就得从农村开始说起，从我不一般的童年开始说起。和所有类似的家庭一样，我们的家“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城里搬迁到了乡下，确切的说，是从城市被撵下了乡，而且也没什么可搬的。我们所居住的这城市不算大，但城市应有的功能它都有。按中国社会现状，住在城里的优越性自然是人所共知的，但这种优越性不属于父亲。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国民党军队里的低级军官，只因凭了一腔抵御外侮、报效国家的热血，高中一毕业就上了军校，参军在战场上戎马倥偬，与日本人中原血战、中条山抵御，经历了生死的洗礼。然而他所依附的那个统治阶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却失败了，被赶走了。父亲在做了俘虏之后也就灰溜溜地回到家乡，在这个城市住下，成了被管制、被改造的那种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即被勒令迁至乡下。一辆破板车拉着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出了城，父、母亲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走了一天，进了山深处，到了那个落户的山村。饥渴疲惫之时举目四顾，有山，有水，有土地和村庄，可没有自己住的房屋，真正是上无片瓦下无栖身之地。好说歹说，最后只好借住在村中一家邻居的瓦屋檐下，用竹桠枝夹了个篱笆墙遮挡风雨。再借了几块木板，在里面铺了床，床前用泥巴糊了土灶，放上小铁锅用以做饭。大约也就是个五、六平米，一家人勉强栖身，这就成了家。年轻的母亲就在这样的家里操持着。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对这样的家、这样的屋没有一点印象，不知道怎样生活。
过后不久，村子里有人空出来两间老房子，瓦房，是正二八经的房子了。有人问我们去住吧？当然住！经过交涉，就搬进去住了。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那房子所处的地方老是被门前一座大山挡着，太阳一斜，山的影子就逼过来，房前又是一片竹林，因此显得很阴湿。到了秋天阴雨连绵，房子年久失修，就被雨水浸垮，这样我们又没地方住了。恰好村里的小学校有一位老师，老师姓邓，和父亲年龄差不多，瘦瘦的，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嘴巴凹进去，一副老女人的样子。但他很健谈，尽管嗓门很小，和父亲却很谈得来，莫逆之交的感觉。邓老师见我们这样，就很是同情，说学校里面空了两间房子呢，空着也是空着，就到学校来住吧。父亲喜出望外，这样我们就搬进了学校。这时候我已经晓得些事了，童年的很多时光就在那所学校房子里度过。学校的房屋也很有年代了，据说学校之前是乡公所，乡公所之前是一座庙，叫东岳庙。解放后才改成了村里的学校。邓老师的家住在五、六里路远的镇上，每到星期六他才回家，星期一又从家中来到学校。全校四个年级的学生，就只有一个老师教课。老师自己做饭，吃、住都在学校里。每天早晨，随着天光发亮，就有学生到学校来了，接着响起早读的声音。再一会儿，早操的铃声就响了，老师手中握着一个铜铃，一摇，叮叮噹噹的就响起来，那种破金属的声音把我从晨梦中叫醒。那段时间我经常和小伙伴在学校的操场上打贱皮子（陀螺），滚铁环，斗鸡，跑趟子（赛跑），弄得汗水涔涔的。冬天有太阳的时候，就和学生在那面向阳的土墙上“挤油”，我“挤”不过，老是吃亏，以至身上穿着的棉袄，那个补了疤的地方被拉出一道口子，遭到母亲的叱骂。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门前的小河沟里水声如雷，涨满了黄乎乎的浑水，呛得河沟里的螃蟹直往干岸上爬。便拿了火钳和洋瓷盆，冒了雨到河沟里夹螃蟹。一次不小心，竟然跌进河沟，头撞在石头上，鲜血直冒，爸爸赶忙背着我到五、六里远的医院去缝合、治疗。直到现在，我的额头上还留下一道明显的疤痕。天气晴好的傍晚，西山边漫天都是红云，一大群蜻蜓在空中飞，身边竹林里的麻雀却正在“闹林”，忽然一只鹞鹰掠过，竹林里便嘎然无声。天慢慢黑下来，草丛里就飞出来无数的萤火虫，就举了竹扇跑来跑去的捕捉，忽然屋后的松林里传来一声猫头鹰怪声怪气的叫，吓得我和弟弟又赶紧躲进屋里。其实那时生活很是艰难，但年少无知，却感受到大自然无限的乐趣。在那间房屋里，我吃过艾蒿和着米糠做成的饼子，吃过苕渣（红苕打烂过滤了淀粉之后的渣），甚至一、两个月都吃鲜嫩的红苕、洋芋，见不到一点细粮。特别是嫩洋芋，五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地里的洋芋块茎才李子一般大，正是生长的时候，人们就迫不及待了。生产队劳动一散工，大人就拿了竹筐，举了锄头，到自留地瞅那生长旺盛的洋芋苗，挖出来几棵，白生生的洋芋从根须上摘下来，装进筐里，拿到水塘里使劲搡摇，洋芋的嫩皮就脱落下来，再提回去切成薄片，在烧红的铁锅里翻炒几下，撒一撮盐，然后掺水，煮熟，再加几把粗麦面一搅，焖一会儿，就开吃了，连油都没有。家中有酸菜的，还可加一点酸菜，以压住洋芋的麻味，这就稍好一些。上顿下顿都是那吃法，吃得人看到那东西就想吐。有时候啥也没得吃，饿得直哭。晚上睡觉的床上，一床被子烂得拱到里面竟然找不到出口。小时身体不好，还经常发烧，父母从城里带来一支体温计，成了家里唯一的稀罕物。我和弟弟要一有病，就捏着体温表给检查，让我们含在口里，放在舌头下，体温上了三十九度他们就急得不得了，父亲不管外边的夜是如何的漆黑，遂拿了砍刀，举了火把到山上去连枝带叶的砍了金竹来烧油给我喝，村里人说金竹油是降体温的好东西。一大捆金竹在屋子里烧得噼啪发响，咝咝冒汽，象是在哭。至今我还记得从竹节里流出来如眼泪一般的金竹油喝到嘴里凉丝丝的滋味。我一个两岁的妹妹就是那时候发高烧没治住成了急性肺炎死了的。那天晚上父亲到很远的地方做义务工没有回来，妹妹半夜就病重了，高烧不止，全身抽搐，眼睛往上翻，不醒人事。母亲情急之下叫了村里人来，大家七脚八手，年轻的上山砍金竹熬油，一个上了年龄的表婶就用缝衣针扎妹妹的脚、手指头和人中，说是扎出血就好了，可偏就是不出血。还有人在门口烧纸，不停的祷告，说是驱邪。闹腾了一夜，天亮见不行，几个人才赶紧往医院送。可送到医院就救不过来了。
二、自建 陋室 栖居草屋
在学校里住了些时间，有一天邓老师被从镇上过来的红卫兵抓了“牛鬼蛇神”。隔了一个山包就听着传来口号声，一群人冲进学校，邓老师正在上着课，就给揪了出来，连衣服都没换，就戴上纸帽子押走游街，不让教书了。让我们住进学校也成了邓老师的一个罪名，红卫兵的负责人立即要求我们从学校搬出去。父亲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在自己种菜的自留地里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花了几天时间，把地面夯实，把后面的石岩削整齐作了后墙，当地人叫懒墙。又从山上砍下来几棵树，搭成了个“人”字形的房梁。父亲没做过这些，笨手笨脚的拾掇了好几天，还请了村里木匠来帮忙。一间房屋的基本框架才建了起来。稻草盖了房顶，土胡基砌了两面，前面用竹梢枝夹成厚厚的个墙，安装了木门。就这样，我们终于有一间自己的房屋了，尽管是小小的草房。
这间不大的房屋被一分为二，中间用竹笆子糊上稀泥隔开，外间迎门砌了一眼灶，灶上放了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因养了猪，大锅用来煮猪食，小锅做人吃的饭。灶后用几口土砖支起来，上面放了两块木板，这就是案板了。案板上再放一口破碗柜，案板下面摆着两只酸菜坛子，这间房子的多一半就成了厨房。后面靠石崖的部分是火塘，火塘上方挂着鼎锅，用来烧水或是辅助做饭。火塘是全家人冬天烤火用的，离不得。 里间就是父母的卧室了，一张床占了房间的一半，既是父母睡觉的地方，也是我和弟弟玩耍的平台，在床上抱着被子滚来滚去。旁边再放一张缺了一支腿却用木棍撑着的小方桌——那是我用来上学做作业的。还有一只被老鼠咬了个洞的木柜，里面两个装粮食的布口袋经常都空着。床头有一口棕箱，就是很奢侈的傢具了。而我和弟弟睡觉的地方则是在楼上，从外间搭了一个简易的木梯子上楼。所谓楼，所谓床，就是在头顶一人多高的地方横着架了些木杆，再放上竹笆子，铺上苞米杆和稻草、烂棉絮，再放一床被子，这楼上的床就成了。尽管简陋，我们却很喜欢，晚上睡觉时爬上去，早晨再爬下来。弟弟爬不上楼梯，父亲就把他举起来，递上楼去。小孩子晚上也不起夜（撒尿），除非吃坏了肚子。一觉睡着，做一个甜蜜的梦，第二天早上，家养的那只红公鸡在圈里伸长脖子高歌，把村庄唤醒，我们也就磨磨蹭蹭地起床下楼了。
房子刚修好，生产队就召开了对父亲的批斗会。其实批斗会经常都在开。在生产队的大公房里，晚上在屋子中间拢一堆大火，火焰升腾着，燃起的青烟从屋顶的瓦缝隙里钻出去。人们围着火堆谝闲，说笑，放屁，嘈嘈嚷嚷的。时间一到，宣布批斗会开始，先学上一段报纸，也就是由生产队的会计念，大家听。完了，再学一段“最高指示”，队长或革委会主任就大喊一声：把那个谁谁谁带进来！队里一共有三个四类分子，父亲是其中之一。他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地主。尽管是从城里来的，没有一寸土地，可基层革命委员会不管这些，他们觉得不给父亲戴个地主分子帽子不足以体现罪大恶极。就这样，父亲那顶纸糊的尖尖帽上就用毛笔写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的双重称呼，还在他的姓名上打个血红的“×”，父亲端端正正地戴在头顶上，再由革命群众簇拥着去游街，因此人们又戏称父亲为“双料子货”。话扯远了，且说这次的批斗会，父亲在自留地里修房的事成了主题。批斗会开得很是生猛，说父亲挖社会主义墙脚，霸占集体土地，剥削阶级本性不改。特别是批斗会结束时，还勒令父亲马上把新修的房屋拆除。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无处可居住，我不知道当时父亲在听到这个恶狠狠的“勒令”后是怎样悲凉的心情。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批斗会散场后，有人拉了父亲到会场外边，给他说会上的批斗归批斗，房子修了就不要拆了，拆了你们住哪呀？这事就那么过去了。这个插曲犹如一道光，将父亲黯淡的心情照亮，我们一家这才欢欢喜喜住进新房，我和弟弟高兴得不得了。房前一个小小的院坝，周遭竹林围着，浓绿的竹梢叶在微风中点着头，可爱。白天就在院坝里玩耍，晚上躺在床上听屋外夜虫鸣唱，透过竹梢子墙的缝隙看夜空中的月亮和星星，想着父亲在临睡时摆（讲）的“龙门阵”（故事），心里头就甜滋滋的。夏、秋季节，万物绿意盎然，气候凉爽，但蚊虫也多。晚上一家人坐在屋子里，耳朵边不断传来飞蚊的嘤嗡之声，于是巴掌、竹扇噼啪乱响，打蚊子的声音不绝于耳，直到夜深。但最让人害怕的是蛇，我们又叫长虫的，经常爬到院子里、屋子里来，吓得人心惊胆颤。有一次母亲起来的早，听得灶门前的柴禾堆里一阵窸窣乱响，拿了长棍子一扒，见一根长虫缠着一只老鼠，正下了死力气张大嘴巴将那老鼠往肚里吞。还是父亲举了铁铲，小心翼翼地把鼠蛇拨进铲里，送到野外。还有一次，一条蛇竟顺着竹墙往楼上爬，想如果爬到我们睡觉的被窝里又是怎样，不禁一哆嗦，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一到冬天，又是另一番景象。特别是山里的大雪，铺天盖地降下来，山岭、田野、村庄一片银装素裹，白茫茫一片。人们都缩在屋子里烤火，群山一片静默。如果生产队不开批斗会的话，那就是最惬意的时候了。几个树疙瘩在火塘里架着，火苗烧得正旺。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母亲缝着破衣烂衫，父亲就摆“龙门阵”。要是还有红苕、洋芋的话，就扔上两个，往火塘的红灰里一埋，过不久，就飘出来烧熟的香味，撩拨着我们辘辘的饥肠。此时外边的大雪还在一个劲儿下，沙沙沙的，厚雪紧紧地蒙住房屋，象盖了一层被子，屋子里很是温暖。甚至还有小鸟儿从竹梢子墙的缝隙里钻进来，在房间里满屋子卟啦啦地飞。它也是想取暖。
三、时代履新再造新屋
在这间仄窄的草房子里，我们一家住了好几年。
那个时候父母亲为了生活，为了我们成长，不知道受了多少作难，流了多少眼泪。只是在偶尔期间，听到母亲的饮泣，或是父亲的叹气，当然也免不了吵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把乐观和坚强给我们，尽可能让我们多感受一点童年的幸福。但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当时的政治生活、物质的匮乏，特别是衣食不济的窘境给我童年、少年的心境还是注入了太多的残酷和阴暗。
直到打倒了“四人帮”，父亲被摘了阶级敌人帽子，队里土地分到户，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山村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我们兄弟几个也嗖嗖地窜了起来，长成了人，开始在生产队挣工分了。一切都焕发了生机，家里经济条件开始好转，至少是不饿饭了。可全家人的住房又成了父亲心头的大事，他决心要再次修房了。按乡村习俗，作为当家的男人，不给后辈儿孙修几间房屋是很没出息的事。再说了，儿女一旦长大成人，房屋也就是他们娶婚安家的根本。
农村人解决住房得自己修，修房要有砖瓦，有木料，有屋基，这都要钱，要劳力，哪一件都不是容易的。修造房屋对庄户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大事。思谋一阵，父亲就决定先制作砖瓦。做瓦的材料是上好的精黄泥，黄泥被人从山上用竹篾背篼背到院场里，经过加水，搅和、搓揉，甚至牵来耕牛反复的践踩，直到泥巴揉熟，像拉面一样有了筋道，才能做瓦。夏天，晴日，天气热的时候，晒谷的院场空了，正是做瓦的季节。这是气力活，也是一门手艺活，会这门手艺的泥瓦匠在农村很吃得开。每天早上太阳还在东山背后，泥瓦匠就在院场上忙活了。一天做四百个瓦桶，就能挣十来块钱。黄泥做成瓦坯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瓦坯做好，再拿到太阳下不停地翻晒，这个时候叫瓦桶子。一个晒干的瓦桶子拿在手里，另一只手轻轻一拍，就成了四片黄瓦，这就是成型的瓦了。但不是成品，成品还需摞到瓦窑里锻烧，烧成青瓦，就可以盖房了。一窑烧好的青瓦可盖三间大瓦房。点火烧成一窑瓦得七、八天的时间，人们得日夜轮换着值班，往那熊熊燃烧的窑门里不断加柴禾，保持火焰经久不息。沉沉夜色里，窑中的火焰在星空中蒸腾，与人们的呼喊相应，带给人一种别致的诗意。从瓦坯装窑到青瓦烧制成形，又是一连串复杂的工序和工艺，这是掌窑师的绝技了。从看火色，到封火做池，一窑青瓦能否烧制成功，那得看掌窑师的本事。有烧到了时间，很多瓦坯还是灰白的；有把一窑瓦坯整个儿烧成了一砣青石，那就前功尽弃，连窑毁了的都有。有的甚至还很神秘，比如要点了香蜡、杀一只公鸡祭窑；不准挺了大肚子的女人到窑上乱跑；还不准在窑上讲荤话做淫秽事情，听起来玄吧？从制作瓦坯到烧制成青瓦，这一套传统工艺应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花了一年多时间，青瓦烧制好，要备木料了，父亲便进了一趟深山，深山距我家有六十多里，山路崎岖，人口稀少，要翻过一座渺无人烟的山岭。父亲找到当地人，记得花了四十多块钱，买下一块山坡上的大树，然后雇了几个人进山，开始砍树，锯木头。我就上去给他们做饭，搭个棚子，吊个鼎罐，带了从家中做好的咸菜、豆豉，吃在山上，睡在山上，天晴干活，下雨就在棚子里睡觉。吃、睡都不安逸。树砍伐下来，又请了拉大锯的人，把树分解成木料、木板、椽子，足足忙乎了三、四个月，一个个弄得精疲力尽。那时节是秋天，人们刚忙完田地里粮食，又准备秋种。时间有限，便请了全村的青壮年男子，能来的尽请了来。带了干粮，天不亮上山，几十里山路，把木板、椽子扛下来。一人扛六匹椽子，力气大的扛八匹。一匹椽子给三毛五分钱的运费，一天一个来回，累得人汗流浃背、腰酸腿疼。记得我和弟弟当时只能扛四匹，往往走到半路，肩膀就疼得受不了啦，呲牙咧嘴的，好几次都忍着泪水硬撑。一双解放鞋穿在脚上，在羊肠子似的山道上颠来颠去。时间一长，脚板走起了汗，在鞋壳里滑溜溜的，别来别去，很快就把一双鞋别烂了。就那么扛了二十多天，几百匹椽子和木板才扛完，如山一般的码起来。
有了青瓦，有了木料，下来就是找修房子的地方，也就是屋基了。山里平坦的地方少，山坡却是格外的多。平坦而有水源的山湾都开垦成了种水稻的梯田，那是坚决不允许修房占用的。父亲在山上瞅来瞅去，瞅中了一块向阳的山坡。这山坡由坚硬的砂石构成，一锄头挖下去只见一道白印子，震得人手臂发麻。父亲要在这块山坡上挖出一块修房的地方，农闲了，或是有月亮的晚上，一家人就凭了手中的锄头、钢钎，十字镐，铁铲，月光下高举着，抡下去，乒乒乓乓的，在静夜里声音那么清新，一点点把坚硬的砂石撬开来。实在挖不进去的就用炸药，轰上两炮，然后又继续开掘。夏天，汗水湿了衣衫。冬天，霜风吹裂了耳朵和手。就这么陆陆续续搞了一年多，硬是在这块别人看不上而又特别难整的地方挖出了新房的屋基，平整了地面，起了基槽，然后放一串鞭炮，就开始修房了。农村的屋基还讲究个风水，要请风水先生来看的。但父亲不信那一套，自己中看就成了。
修房先得筑墙。墙也是黄泥筑成的，背回来的黄泥倒进墙档板里，几个人光了膀子，举了沉重的墙槌，攥紧的双手鼓起来青筋，叮叮咚咚一阵响，夯实。又加一层泥土，再夯实。那墙就一点点增长起来。再歇几天，晾上一阵，又继续筑。一个多月过去，两丈多高的土墙就筑好了。于是坐脊，上梁，端水，直至新房落成。特别是端水，这是个修房吉庆的日子，所有的亲戚朋友以及全村的人都来了，帮忙，还带了祝贺礼物，如豆腐、萝卜、洋芋等等，提一筐子。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好不热闹。这些淳朴、厚道的乡亲们，甭看他们还在几年前的批斗大会上对父亲大声喊口号，发言，甚至于不计方式的说一些过激言语。可一码归一码，对有文化有见识、知书达理的人，他们才不管地主还是反革命，私下里对我们还是敬重的很。所以修房来帮忙的人特别多。以至于若干年后的今天，想起当时修建房屋付出的艰辛和亲友们热忱相助的景况，就特别感动。
现在想来，真正的白手起家。不知道当时哪有那么大干劲，不怕苦，又能吃苦，好像这世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修房时也没攒下什么钱，东拼西凑，甚至卖个老母鸡的钱都用在修房上。记得房修好已经很久时间了，还有人问父亲讨要修房欠下的债。
四、赴城申诉讨还住房
一番辛苦的努力，在下放农村的二十年后我们才算是有了自己住的瓦房，这是父、母亲带领一家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全村的乡亲们帮助的结果。有一个像样的“窝”了，应该说心安理得了吧！可是我却想返城了，城里还有我们的房子啊。
城里确实有我们的房子，就在城东关那条古老的街巷里，但是我一直没有见过。只是看到母亲小心翼翼包裹着的那张陈旧的房契，那上面写着母亲的名字，母亲一直把它压在那口棕箱子的底层里。城里的房子不大，连街面的店铺和后院的住房，也就是个六、七十平米，半边院落的瓦屋，那是母亲的私有房。父母在“文革”期间被撵出城以后，这房屋就被政府说是“社会主义改造”，被收归国有了。现在拨乱反正，处理冤假错案期间，我们欲要回属于自己的房屋了。由于父亲忙于农事和修建房屋，弟弟们还小，作为家中老大的我，就陪着母亲，在农闲时间，带上保存的房契和文字材料，一趟趟地往城里跑，找到有关部门四处投诉，索要自己的住房。
记不起写了多少申诉材料，邮寄给中央、省级有关部门，又无数次的到地区行署、市政府相关部门上访，就那么一趟趟地进城，又一趟趟地返回，在进城和出城的路上耗去无数时光。进了城和母亲住在早年的邻居、亲友家里，有时住便宜的旅馆，一个床位一夜两块多钱，来回乘坐一段车，又走一截路。那时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挤得人难受，各种气味难闻。每次乘车我都要呕吐，不是坐在车上脑袋伸到车窗外面吐，就是一下车就蹲在路边吐。好在那时年少，还没人责怪。进了城找到有关部门，见到坐办公室的，母亲就陪着笑，上前答讪，递上申诉材料。也不管对方高兴不高兴，我就将申诉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同时提出诉求。那些被我们找过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城市房屋管理部门的，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有上访接待部门的。客气一点，就给我们倒一杯水，请我们坐，耐心的给我们解释，说这房子为何属于国家的理由；不客气，甚至盛气凌人的，耷拉着眼皮傲慢地问一句“什么事啊？”或者“又来了！还是上次那件事哈？”等我们再要说时，他已经把头扭到了一边，或者又忙别的事了，把我们晾在那儿。刚开始的时候，还显得尴尬，到后来，脸皮也就厚了，也就敢据理抗争了。甚至于指着我和母亲大声吼我们“滚出去”的时候，也不觉得什么了，反正自己就是个平头百姓，还要啥脸面的。那个时候母子俩走在城市的大街上，人群中，一副落寞的样儿。我就看着两边的房屋，有平房，有高楼，街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心里就慨生羡慕，想啥时自己要能住到这城里来，在这城里生活，那是多美气的事啊！然而这时心底，又即升起无端的凄凉，感叹一个山野穷小子的白日梦幻，尽管鼓足了勇气在不断的找，但是在屡屡的碰壁中，希望的火苗却是觉得越来越小。那段时间，不断的写申诉材料，倒是练习了自己著文的功夫；不断的找政府部门，也间接地锻炼了自己的胆量和口才。这为以后能写文章，搞经营跑业务无形中奠定了基础。
就这么春去秋来，始终毫不气馁地申诉、上访。受了多少憋屈，还有两次甚至威胁要把我们抓起来。几年之后，终于有了结果，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退回给我们房屋。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当时是多么地激动啊。母亲紧紧地抱住我，贴着我的脸，泣不成声。给人家鞠躬，深深感谢党和政府的伟大、英明。
然而处理结果却是后面的二十多平米住房可退给我们，临街的三十多平米商业店铺房，鉴于种种原因和性质，就不予退还了。这还说什么呢，能给我们这些就不错了，知足吧。对此我深以为幸，发自内心的呼唤：城市啊，我有条件住下来了。就像一块坚硬的铁板，在自己的努力下，终于让开了一道缝隙，能扎进去一道小小的根须了。
五、返城务工再创新家
就那二十多平米房屋，还有人住着。工作人员给我们说，房屋产权归了你们，房租归你们，修缮归你们，可房里住着的人，还不能赶他们走。待他们有了住房，才能退还给你们。当时我就特别不解，这城市的房屋乍看起来是何其多，仿佛就是房子垒起来的，但住房却还十分紧张。住我们那间房屋的人家，竟还是一个地方国营厂的副厂长。其实这个时候，我也迫不及待地到城市里来了。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自己发表了几篇文章，向往城市生活，这使我有了机会到城里来打工，在这个厂当一段时间的文员，又到那个企业去做秘书，每个月工资从二十多块到一百来块，最后还交上了女朋友。她是这个城市郊区的人，有住房，有工作。论物质生活条件，比我优越得多，作为一个来自山里，没有住房，没有存款，没有稳定职业，没有家庭背景的我，她的父母、亲人肯定是不愿意的，坚决反对我们交往。但是于艰难中我们却走到了一起，从相识到相爱。最后在所在企业的帮助下结了婚，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就在我上班的单位附近，一个废弃的厂房院落里，漠漠荒草，一溜低矮的瓦屋。厕所在很远的地方，吃水也在很远的地方。在这里以每年一百多元租金，租住了一间六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朋友的帮助下，简单的装饰一番，房间内添置了一架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木椅，一个茶几。煮饭用的蜂窝煤炉只有放在门外了，煮饭时拔开煤炉的火门，把桌子下的小铁锅拿出来，墙上挂着的小菜板取下来，再拉出一张椅子，切菜用的刀和菜板往椅子上一放，一张做饭的案板就在门外形成了。记得有一次来了两个亲友，吃饭时一边坐床上，一边坐椅子，中间放着茶几当饭桌，每个人的双脚要紧紧地收着，稍一动就会把茶几蹬翻，或碰着后面的墙。在这么个小房间里，生活着，希望着。唯一的底气，就是那间属于我们的，可还是别人住着的二十多平米住房。那个时候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城市的住房。
回想父亲。据父亲说，他也是在没房、没工作，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新生政权的管制下，在这个城市里，白天拉着一辆人力车四处找活干，晚上在一个职工学校当教员的艰苦条件下，认识了母亲，然后经人介绍，简单的结了婚，组建了家庭，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窘困的双重折磨中蹉跎地生活着。再然后，夫妻俩被发配下乡，赶到了山里，一去就是二十余年。而现在，他们的儿女又在这样的条件下，耿耿心怀的试图返回城里，复又开始城里人的生活。
过了一年多，住我们房屋的那家人搬走，我们掏了三百多元的修缮费，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房里能放下餐桌了，放下烧饭的煤炉和刚买的那台长虹牌电视机了。更重要的，有了自来水，水龙头一拧就能在房间里那个方方的水泥池子里洗菜了。不过还是没有卫生间，在这个三进三出的四合院后边的更深处，有一个厕所，全院子的人共用。洗衣服的时候，就把洗衣机搬到铺了方砖的天井里，接上水，满院子都听着洗衣机发出嗡嗡的声音，抬头看，天井上空一片四方的蓝天，外边的街道隐约传来尘市的喧嚣，可是却方便多了。晚上一家人能坐在桌前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这是多惬意啊。再之后我们有了孩子，随着孩子的长大，二十几平米的空间实在有些难以栖身，便东挪西借，又买了一套五十来平米的二手房。不错，这个时候城市房屋的商品化开发已经开始，一幢幢崭新的高楼拔地而起，到处都是修房的工地，喧嚣而忙碌。但是我们只能买得起这个两室一厅的旧房，好！尽管在六楼，可是有了卫生间，价格每平米约六百多元。在经过繁复的购买手续和交了各种税款之后，拿到了房产证和住房钥匙。这样每天就可以在水泥楼梯中上上下下，在凌空的楼层隔间中吃、喝、拉、撒、睡，上班，下班，买菜、买粮，送孩子上学，有滋有味的捱过这城市的时光。从此住上楼房，因而也就远离了那间四合院的瓦屋，再也没有回去住过，算是在城市扎下了根。
位于四合院里的那间房屋，后来被开发商拆迁。经过一番拉锯式的谈判，给我们赔偿了一万四千余元的费用，然后在挖掘机的轰鸣中，成了一片废墟。父母在城市留下的房屋产业，就此打上了句号。而在这之前，辛勤一生的母亲不幸患了癌症，在痛苦中挣扎了几个月去世。两个弟弟一个在山村里安家，在新修的水泥公路边建了新的楼房。另一个当兵后考上军校，在远方的城市安了家。山里那一院三间大瓦房就此只有父亲住在那里。有时回乡下看看，和父亲住在一起，看树枝发芽，听鸟儿鸣唱。父子俩在山村寂静的夜色中，泛黄的电灯光下，背倚着木架子床的床头，看一会儿影像模糊吱吱发响的电视，谝着闲，听着风掠过屋顶的声音，回味着曾经难忘的时光。
再过一年后，父亲又病了。在那间房子里，他呻吟着，混浊而呆滞的眼睛望着房屋的某一个角落，久久不动，风烛残年的躯体日渐羸弱。卧病在床多半年之后，这个毕业于黄浦军校，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国民党军人，就在这间房子里走完了他最后的路，那一幢他亲手修建的瓦屋就此闲置在那里。
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了自己创业，在诸多朋友的帮助下，经营一家公司，尝试当“老板”的滋味。辛勤奔波几年后，在闹市处买下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间作了公司办公室，每平米价一千三百多元。付了首付，在房间里购置了电脑、打印机，布置了写字间，会客室。辛辛苦苦又打拼了几年，手头宽裕了一点，觉得应该给自己换个稍好点的住处了，便在各个兴修的楼盘中反复比较，在推销员热情的接待下看过来又看过去，选择在市区环境优美的地段买下一套住房，每平米三千三百多元。经过装修，在小区绿树红花的掩映下，我们兴高采烈地住进去。在小区门、楼门、电梯门、住宅门、车库门等各种各样的门道里刷卡、摁数字，进进出出。房间里有了宽敞的客厅，客厅里摆放着沙发、电视，有了厨房和洗衣间，还有了书房和阳台，当然还有卫生间和卧室。我可以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看书、写作，客厅里隐隐传来家人看电视的声音。此外，还买了汽车，且学会了驾驶，装模作样的像个城里人了。这段时光距再次迁入这个城市已三十余年。
六、后辈努力再谱新篇
城市不断的变化着。最早购买的那一套二手楼房，现在又面临了拆迁。在与拆迁办的人反复磋商、讨价还价之后，我们给补了一点钱，又置换了一套九十平米的房屋。这套房屋在一座近三十层的高楼中间，每平米价值四千五百多元，准备着为孩子结婚安家之用。
然而儿子在大学毕业后又去了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更大的城市里。经过一番拼搏，他在那儿有了工作，像我年轻时刚从山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一样，租住了一间小屋，勤勤谨谨地上班，并且谈上了女朋友。随着工作的稳定，他也有了在那长久住家的打算。于是，我们又踌躇着给他在那座新的城市里买房了。
无巧不成书。在我们的催促下，儿子利用休息日到处看房，看广告，找中介。他工作所在的地段，城市建设已经相当成熟，很少有新开发的楼盘，结果在中介殷勤的推崇下，瞅来瞅去，也瞅上了一套二手房，人生或者说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重复。这房装修完好，买到手就能住进去的。尽管比不上新房，但价格却比新房便宜了一大截。在这个祖国的西部大城市里，房价虽然比不了北上广深，可也够呛人的了。一万五千多元一平米，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心嗨的事。我和夫人曾反复考量，假设买一套两室或者三室的房屋，按最合适的价格首付大约需多少元，月供大概是多少元，付了月供会不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如果我们给儿子买房付了首付，下来还需装修，还需购置傢具，以及买车、结婚，等等等等，把手中的存钱算了又算，又把未来几年预计还能赚多少钱也作了估量，答案还是先买个二手房显得妥贴一些。而这一切还得以我和夫人不得重病住院为前提，还得把儿子收入的一部分算进来为前提。想像在那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间有着我们的亲人住在一个小小的格子间里，这是一种怎样的嗟叹！回望过往，几代人从大巴山深处的无处可住、寄人篱下一路走过来，从无房到有房，从租住房到有了相对舒适的房间，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为了奋斗一间房子，为了一个庇身之所，一代代人付出了多少时间，多少血汗与辛酸。
前不久回了一趟山村老家。老家历经几十年的变迁，已不复原来的模样。真真是人生如白驹过隙，与我同时代的乡亲，都已满面沧桑，没有了熟稔和热忱，恍若隔世。而迎面跑来的几个少年，似乎还有我童年时代的影子，但他们却一个也认不得我，真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悲凉了。更为使人悱恻的是，我们曾经历尽艰辛所修、所住的那间土墙瓦屋，因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已经坍塌。墙坯倒下来成了一堆黄土，上面已长出了青青的草。
再过若干年之后，也许这里成了葳蕤的林木，草叶茂盛，再不见人迹。
而那个时候，我们又到哪儿去了呢！（作者：山 丘）
1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