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来说，当个体处于他人面前时，常常会在他的行为中注入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戏剧性地突出并生动勾画出了若干原本含糊不清的事实。无论在何处，每个人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在扮演某一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里，我们互相了解，也正是在这些角色里，我们认清了我们自己。这里就会有两种极端：一是表演者完全进入了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中，从原来的不适应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某种气质。例如设得兰岛的一对佃户出身的已婚夫妇开设并且经营着一家观光旅社，一开始主人只是被迫搁置自己原先的生活观，而在旅店中提供全套的中产阶级的礼仪和服务方式。但是到了后来，经营者越来越习惯于自己所表演的角色，自身也开始成为中产阶级，就会愈来愈倾心于顾客所赋予的他们的自我。而另外一个极端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能用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作为一种避免他们内心自我与观众发生接触的手段。
年轻的贵族，需要通过何种重要的技艺的训练来维持他们那种高于其它市民的优越性呢？是勤奋，坚韧，自我克制，还是其他的品德？由于他的一切言谈举止都令人关注，所以他学会了习惯性地顾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举止，每一个细节，并且学会以最适当得体的方式来表示他对这些细节的责任。他意识到自己时多么的受人关注，所以哪怕是在微不足道的场合他也会想到自己的责任，他的举止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悠悠闲适和高尚庄重的神色。他的神态、他的举止、他的风度，一切优美、文雅的标志无不体现出他对自己优越地位的明确意识，这些都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几乎不可能具备的。在美国，也有这样一些有影响力的群体，其成员认为，在任何表演的某些方面应该尽量淡化对纯粹财富的现实，以便突出在出身，文化或者道德真诚方面的优越性。事实上，许多阶层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刻意地表现得非常朴素，并竭力掩饰其在财富、能力、精神力量或自尊方面的各种表露，这无疑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
在一本西方人的游记里写道中国旧社会的一位府台大人出行的模样：“由八个轿夫抬着，占满了街道的空间，他是府台大人，实际上也是当地最有权力的人。外表上看去他是一位理想的官员：身材魁梧，神态威严而坚定，在人们看来，这种神色对于任何希望其臣民安守本分的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表情令人生畏。这就是官员们在公众面前出现时候的那种架势。我从未见过有任何大小官员因公出行，坐轿经过街道时，脸上是带着微笑或者露出一丝对民众的怜悯神色。”
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定无疑的：地主及其家人的平时生活远比他们招待客人时候更加俭朴。在宴请宾客的重大场合，他们会端出那些精美昂贵的菜肴，但是在平时，他们都“持家有道”，吃饭时会有四五个仆人，但通常吃的都只是各式各样的廉价而又常见的食物。
其它各式的表演无处不在，女大学生会故意在与其约会的男孩子面前降低自己的智力、技能和自决性，由此来显示一种颇为深沉的自律精神。他们会让男人们滔滔不绝讲述自己早已了解的知识点，会对才智不如自己的男朋友隐瞒自己精通数学的才能，也会在和男生进行羽毛球比赛的时候放弃已经到手的获胜的机会来使得男人天生的优越感得到表现，也使女性的软弱角色得到确认。确立贫困情况的调研员来到家里对实际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时，家长会用家乡话叫孩子穿上破旧衣物出来和调研员见面，或者让孩子们将家里的酒和财物藏起来做一场贫困秀。这两种类型都是理想呈现出的理想话的景观。
我们在生活中的这样的自我呈现和表演或多或少存在着主观的理想或者客观存在的制约，当我们在他人面前呈现自己的时候，我们的表演总是会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认可的价值。用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办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仪式，看成是对共同体道德价值的表达性复原和重申。如果表演的表达性倾向最终被当作现实而接受，那么在在眼下被作为现实接受的这种东西总是具有某些庆典的特征，类似于达到某种目的而值得纪念庆贺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从未试过更好地表现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改善自己或者是“由表及里地培养自己”呢？向世界展示我们更好的或者理想的一面的那种普遍的冲动，在各种职业和阶层中都存在着井然有序的表现形式，各种职业和阶层各自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虚伪或伪装，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其成员对此并无意识，但是他们却具有某种阴谋策划的效果，使世人对此信以为真。不仅有神学和慈善业的伪饰—也许科学的伪饰更甚，既然眼下越来越有特殊价值的东西能够得到承认和赏识，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无价值的东西来假冒他。
注：本文来源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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