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我所要描述的村庄，不会安详如世外桃源，也不会闭塞如原始部落。她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夹在旧的习惯与被改变的生活之间，步履彷徨。她就如一只老蚌，被钢筋水泥柱撬开了口，怎么也合不上，只能一天天地，等着干枯。
川里村，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河川。它隶属于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窑店镇，山脚下的川里村和塬上的窑店镇隔着一座山的高度。这个村子太小了，只有王、李、范这三个姓，不到三十户人家。人均耕地也极少，只有少数泾河冲刷而成的河滩可供种点粮食，碰上发大水就什么都没了。所以这里符合所有闭塞、落后等形容词的标准。但是与它隔河相望的地方，叫长庆桥。长庆这个名字，听着都有石油的味道。作家第广龙在自己的文章里写过长庆桥是按地名取的，因为此地一面临着庆阳，一面与陕西省长武县接壤，故取一长一庆为名。1970年兰州军区在长庆油田组建会战指挥部，指挥部机关就设于长庆桥镇。这让周围的人都多少都沾了点油田的光，川里村的人们也不例外。
种菜和挖石油
村民把自己仅有的几分地全部种成蔬菜，除了自己吃，剩下的都拿到河对岸的长庆桥上卖掉。卖菜的日子，他们会前一天下午把菜摘好收拾干净，有时候为了保持新鲜也会第二天四点多起床去地里收菜。乡间的小路，颇有些“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味道。为了不把鞋子和裤角弄湿，下地的人都会穿着高筒的雨靴，摘完菜之后用自行车或架子车拉着走两公里的路，卖给河对岸长庆油田的“有钱人”。从整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菜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虽然挣得很少，但花的也少，村里没有商店，除了油盐酱醋和偶尔看病之外，这里用到钱的地方几乎就没了。
川里村口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因为依山傍水，这里一点都不具有西部干旱的特点，相反只要有石头山，石缝里就会流出水来，水全都在池塘里汇聚。那些油田上的工人会经常骑着摩托或开车来这里带点山泉回去，闲的时候他们还会带着鱼竿来池塘钓鱼。村里人大都觉得这些水和鱼是本来就有的，谁都有权利来享用，所以并不介意那些“有钱人”来带水或者钓鱼。天旱的时候村民会引池塘里的水去浇菜地，池塘变浅了，就会有很多鱼蹦来蹦去，这时候村里的孩子们会纷纷脱掉衣服跳进水里，把那一条条看上去比较大的鱼抓回家。这样的时光，挣钱少，却也忙忙碌碌，日子简单而充盈。
偶尔的时候，他们背后的长凤公路段（凤口村至长庆桥镇的一段盘山公路，坡长弯急）会因为路况太差而时常发生交通事故，这时村民们就会去路边帮事故车主看车或者推车赚些外快。偶尔能捡些车上掉下来的东西回家：吃的、用的，运气好还会捡到钱。“我前面有好几个人骑着摩托车过去了都没停，我车开得慢，就看到路边有东西，还以为是谁掉了什么吃食，走近才发现是钱……可是旁边一个人都没有。”一位村民悄悄地跟笔者说，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是满满的笑。
川里人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着的，除了卖菜，就是等着山路上发生事故。处于“卖菜”时代的川里人，基本没有出去打工的，路过每个家的门口，都会有人在里面不知道忙碌什么。院子看上去虽然大，可每个院子里都有一个完整的家，黄发垂髫，怡然自乐。1998年，长庆石油勘探局机关及其附属科研单位整体搬到了陕西省，长庆桥的工人少了，卖菜也没有那么景气了，好在工人家属还没有搬走，还能给这些靠种菜为生的村民带来一些并不可观的收入。不卖菜的时候村里人会聚在村口的学校前面下象棋，或者玩一种叫“掀牛”的牌类游戏。孩子们则会在学校里念一会书，然后跑来跑去地玩，偶尔能听到老师在里面大声的叫着某一个孩子的名字，有时候这样的叫声惹到不知谁家的狗，就会一时间响成一片。住得太近了，于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一个人的学校
“背倚青山集八方瑞气，门迎泾水纳九州英豪”，这是1998年贴在川里村小校门上的对联，没有横批，倒是“川里村学”那四个红色的大字恰到好处地代替了横批的位置。
今年六十八岁的薛栓扣老人是川里村学最早的老师，几乎村里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是她的学生。“这个学校建的很早，我从68年就开始在这里教学了，因为我是农校毕业的，文教局（教育局）就派我去，给我发工分，每月22.5块钱，人都说我挣得比男人还多呢……”说着她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眼睛忽闪忽闪的看着窗外，仿佛回想起那段日子。“外时候啥都是她一个人的，一年级到四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给一二年级上课的时候三四年级的学生就到院子里背书写算术，有时候用炭笔写字，一节课下来院子都写满了。么办法么，么有老师，数学语文音乐美术，她都教，学生打架了也要她断官司哩……”薛栓扣的老伴王志恒老人告诉笔者，当年他的大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回来替妈妈的班教了两年书，如果没有那两年，薛栓扣现在都可以转正成为正式的教师了。后来大儿子耐不了教书的枯燥，当兵走了，现已是新疆某部队正营级退休干部。
从老人的叙述里依稀能想象到当年小小的村学里咿呀的读书声，可现在的川里村学，门口摆着几摞板砖，落满雪的校门口连一个脚印也没有，青色的铁大门已斑驳成了褐色，只有那大红色的“川里村学”四个字还挂在那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知识起航的地方。“村里人越来越少了，没有学生了，只能把学校关了么，剩下几个学生就到山底下村（在两公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原来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一般十六岁到三十岁的青壮年都出去了，村里的女孩也是一过十七八岁就出去到城里的饭店去端盘子洗碗。到适婚年龄的男孩很多，却没有能嫁的女孩。加之现在的农村不像以前，可以村东嫁到村西，不用花太多钱。现在娶一个姑娘光彩礼就得七八万，还不算酒席和别的花销，对于这个人均月收入不到一千块的村子来说，娶个媳妇就要倾家荡产。男娃迟迟不成亲，成亲了也因为政策原因只能要一个孩子，没有孩子那学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现在的川里村学就安静的在村口站着，偶尔会有人在它的门口晒太阳。阳光好的时候，会有几只鸟落到教室的屋脊上，站在那里打盹，仿佛站了好几百年，又仿佛决心把自己站成那屋顶上的脊兽，来陪伴那些曾经朗诵“人之初，性本善”的孩子们。
村里来了外乡人
2007年，西长凤高速公路要开工了。先是征地，而后拆迁。这让本来就地少的川里人在心中窃喜能拿到赔款的同时又很担心没有耕地怎么办。地征下来，项目部入驻，村里再不像以前那么宁静了。规划下来，这里要修和背后的山一样高的桥。钻探声、打桩声、电焊声、钢铁碰撞声从此代替了静谧的中午知了慵懒的鸣叫和刚下完蛋的母鸡一声高过一声仿佛炫耀似的“咯咯咯咯蛋……”。耕地变少了，村里的年轻人没有多少活干，便有几个出去打工，后来一个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都外出了。村里一下子变成了 “空巢”。
而相反村里又来了很多工程队的年轻人，他们有出苦力的，也有做技术活的。这些人不像项目部里的人有专门的活动板房可以住，包工头给他们在村里租房。农村人大都有很宽敞的院子，一般人家都会有三间类似客厅的正屋，两侧各一间偏房，这就是农村俗称的五间上房。住房宽敞但空置率也高，而这些外乡人的到来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生意。村里人将自己空置的房子一个月50块钱租给这些外乡人，大一点的房子就租一百。电费自理，水是免费的山泉。在那一段时间，几乎全村的人家里都住了几个工程队的人。王志恒老人今年75岁，人都叫他老王。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俩人。于是他便把家里的房子除了一间偏房外都租给了那些外乡人。老两口经常会把做好的饭给这些租客们吃，偶尔也会拿着自家鸡下的土鸡蛋到工程项目部去换点钱。他也不计较价格，每次都说让人家看着给，所幸这些工程项目部并不缺钱，也都会多给一点。“王老板（项目部的负责人）人好，给啥都会多给，也不还价，他还经常拉着我的手给我说，‘你老人家是好人呀’……”老王略带点自豪地说着。
这样的日子持续着，一个桥墩起来，两个桥墩起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西长凤高速路段的桥墩像定海神针般插在村中，正好将这个村庄拦腰分为两段。当西长凤高速路段工程进入铺桥面的阶段时，全村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全都行动起来了。因为铺桥面的时候经常会从桥上掉下一些钢铁，而村民将这些废铁捡回去就可以买很多钱。于是他们像挖金子一样在这些桥墩下面展开地毯式搜索，眼睛只用来搜索废铁的他们看不到桥墩上写着的那些触目惊心的大字：“桥下严禁站人”、“小心高空坠物”。
终于在一天早晨，村东头年近六旬的老奶奶被一块从桥上掉下来的铁块砸中太阳穴，当场毙命。“当时我们都在外面捡呢，叫她出来她死活都不听，一阵阵工夫，铁砸下来，她连个声音都没出就跌倒了，我当时赶紧叫人，结果她还是没了……”王志恒老人说起当天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人死了不能就这么白死，当然得让这个死换回点什么，即使自己并不站在有理的位置。由于桥墩附近没有做应有的保护措施，项目部为了息事宁人完成最后的一点工作，给这家赔了点钱，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一个人的死并不能让村里人停下对废铁的热心，为了换点钱，依然还有人在桥墩下寻觅着。老王的儿女们听说了此事，三番五次打电话告诫再不能去捡废铁了，他嘴里应承着，可看到人家都一车车的往回拉，他还是会忍不住在早晨或者黄昏桥面上不往下掉东西的时候到桥墩下去转转，捡不到废铁，就捡个安心。
2011年12月22日，西长凤高速路终于通车了。这条号称甘肃第一桥的高速路桥面平均高度约85米，最高的桥墩89米，就位于川里村中。“这个桥修的，把咱山挖了，风水破坏了，这几年庄里人死的就没停……”薛栓扣老人不经意地说着。去村里转一圈不难发现，那些桥墩上除了工程队的宣传标语，还有稍小一点的广告：“冰棺，158xxxxxxxx”。因为死人之后要办丧事，冬天还好，要是夏天，尸体根本放不了那么多天，只能租冰棺。近几年，村里人口以平均每年死两个人的速度在递减。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甚至还有孩子。因为经常死人，村里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在过年时贴对联了。住在村子里的，多少沾亲带故，一家有丧事，别家都不能贴对联。笔者了解到近年去世的人，除了被铁块砸中的，还有一个征地时因为钱财和村里人起了冲突，突发脑溢血而亡。其余大都是患病而亡，这当然都跟修路无关，但老一辈的人看着这个架在当村的怪物总会有些异样的感觉。就像眼睛里掉进了一块大石头，磨的生疼，却不能把它拿出来，只能睁着眼睛流着泪，盼着这眼泪能把这异物冲走。
建成通车的西长凤高速上时常有车辆在深夜呼啸而过，像极了打雷的声音，有时候老王半夜睡着以为下雨了，还会起来看看院子里有没有没收的东西。发现是错觉后，就会若有所失地再躺回去。
项目部和工程队都撤了，外乡人也走了。他们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油盐酱醋和生活用品，也留下了这么一架“人造奇迹”和一个被拦腰折断的村庄。这四年多，城市化的大脚踩在这里，又接着向更远的地方奔去，村里人似乎有些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应该跟着这个大脚往前走，还是顺着记忆的河逆流而上，退到那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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