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人像他这样把林语堂的个性刻画得入木三分：“鲁迅在《人间世》未出世前就已向林语堂进良言忠告，劝他不如译英国文学作品去。但林语堂不听忠告，回信说要老了再做。这句话本来也可能是句老实话，别无他意，但鲁迅却认为是讥讽他的暮气。林语堂的不识时务恐怕出于他的自视过高，他说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气势之盛，可见一斑。”
林语堂曾拟写一抬杠文章《我偏要看月亮》，意思是你们反对谈风月，我偏要谈风月。“他这个人沾别人的便宜不会有心，要他资助别人他可也无意的。”林氏又有金句，人活一世就是“笑笑人家也给人家笑笑”。而这一切的经济根源，“还在于他的法宝，在于能写说英文，可以卖美元，中国文坛有无他的立足之地，他满不在乎”。
陶亢德写作此书的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张爱玲在大陆已湮没无闻。书里提到张虽只数行，但持论公允：“张爱玲是当时抛头露面的女作家之一，她的确有才，不愧作家之名，不但在日伪时期，无论在任何时期，她的作品总不愧为作品的。”
《陶斋回想录》下半部写后半生的际遇，不用说，离不开沉痛荒诞。自身经历之外，也有同老舍一家的微妙关系，以及《骆驼祥子》手稿的故事。更有向鲁迅博物馆捐献鲁迅信札，后来被收进《鲁迅书信集》，“反而使我的恶名随鲁迅书信之不朽而遗臭万年”这样的事情。
整本读完，我突然意识到，经过二十年打入另册的黯淡生活，陶亢德这部书的文风跟他早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字相比，已是朱颜褪尽。翻回三四十年代那段重读，字里行间隐约有种什么特殊的味道传出。不仅仅是老境颓唐那么简单。细辨之下，姑且称其为“交代材料体”吧。只叙述，不描写，是始终被压抑在地表一寸高度，振翅无力，终于跌落的那种文字。
还不算完，书后还附了陶洁女士的长文《我的父亲陶亢德》。这篇文字分量之重，几乎使我落泪。陶女士是北大西语系的教授。文中尽述了父女之间从隔阂、到埋怨（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她错失了保送北外的机会，大学毕业后又没去成外交部），后来一点一点理解，直至懊悔的心路历程。如同张兆和在老伴沈从文过世后说的“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千帆过尽，才发觉一切表象背后不过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推动。好在历史终归是“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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