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第三次婚姻

李宗仁的第三次婚姻

　　胡友松口述 刘澍整理

　　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回到大陆后，在一九六六年曾举行过第三次婚礼。他的第三任妻子是电影皇后胡蝶的女儿胡友松。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胡友松在留下李宗仁丰功伟绩的台儿庄病逝。临终前回忆与李宗仁的婚恋往事说：“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与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二十七岁，李宗仁七十六岁。”

李宗仁的第三次婚姻

　　九洲出版社出版的《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胡友松口述、刘澍整理）详细介绍了胡友松和李宗仁相识，以及三年共同生活的经过，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我是一九三九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的母亲就是人人都知道的“电影皇后”胡蝶。

　　长大后，我在北京第三护士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工作，我从农村医疗队调回市区后，又被安排到复兴医院，继续干我的护士老本行。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天的晚上，我和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医生一道被邀请去参加国务院的一个什么部委的联欢晚会。就在这次联欢的舞会上，我又无意遇到了以前跳舞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的一个人，大家都叫他“常人”先生，他的本名叫做张成仁。是上海的一名记者，还是一位翻译家。

　　早在这年的六月初的一天，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远。两个人渐渐谈到了回国以后的李宗仁。程思远说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个人生活很不便，情绪也十分低沉。张成仁不解地问是怎么一回事，程思远说是由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跟着他回国后，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独，也很苦闷。作为跟随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远最了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给李宗仁找个伴儿，来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他说我如何如何合适什么的。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期的照片，说是介绍工作的时候要用。也就是说，最初张成仁把我介绍给李宗仁之前，并没有直接讲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而是首先问我想不想换个工作。我一听这个消息，当然觉得是个好事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张成仁打来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首先问我知道不知道一个叫程思远的人，我想到他说的是不是那个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啊，于是，就脱口而出说知道这个人，但对方并不认识我。张成仁听了，笑了起来，在电话里对我说，等一会儿就和程思远一起来医院接我，就带我去见一个大人物。我听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平时张成仁是从来不会开玩笑的呀！今天怎么这样的反常呀？

宋家全盛日，戚里肃高风，四海才华萃，西园爽气浓。衣冠名教异，兴趣一时同。雅好随宾客，风流见主翁。珍藏出古物，能事竞新功，离席高谭水，得厨异味重。台池迷远近，杖履任西东。竹色仍多碧，蕉花也自红，文章关世道，富贵感秋蓬，良会难为数，清欢未易穷。

　　不大一会儿，一辆灰蓝色的伏尔加牌轿车慢慢停在我的身边。张成仁摇下车窗探出头，笑吟吟地让我快上车，我坐进轿车后，坐在后排的张成仁指着前排的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程思远。程思远微笑着转过头，我也对着程思远礼貌地点了点头。张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也许会对我调动工作有好处。

　　轿车拐进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门牌“西总布胡同五号”的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张成仁对我说，你知道今天我带你见的大人物是谁吗？我自然是不解地摇了摇头。张成仁说这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听了并没有感到太吃惊，为什么要带我来见这位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胡蝶与她家亲属合影

　　   我们三个人已经穿过小院子，来到客厅里。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个比程思远还要清瘦的老人，程思远快步走上前来，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先生，又对李宗仁说我是小胡姑娘。李宗仁微笑着操着一口浓厚的地方口音请我们坐，我也不知道他是广西人，更听不太明白他的话，只是看着他的手势，才明白其中的意思。

　　我亲眼见到的李宗仁，虽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李宗仁很健谈，他一边和程思远说着话，一面又转向我来问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随后，他又把话题转向张成仁，但说上两三句后，又把话题拉扯到我这里，真像是一场外交谈判。在时钟敲响七点钟的时候，李宗仁热情地留我一起共进晚餐。我们互相礼貌地让着座，四个人坐定后，晚饭就开始了。

　　望着一桌很丰盛的佳肴，我心里很开心，一是意外地见到了李宗仁这个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二是我真的好久都没吃上有这么既好看又好吃的菜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说着话，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意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因为早已厌倦了医院的护士工作，一听是到李宗仁身边工作，真是感到特别的吃惊，心里一阵狂喜，表示自己很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了点头，对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吧，你看什么时候能来，我每个月给你一百元工资。我一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

　　晚饭之后，李宗仁起身相送，他递给我一个大红包，说是第一次见面送给我的小礼物。我当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连忙推辞，一旁的程思远让我接下，说这样推掉德公会不高兴的，我只好双手接下，连忙道谢。张成仁说他还要和李宗仁及程思远再谈一谈别的事情，就不留我了。走出胡同，我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的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回到宿舍，我赶紧拆开红包来看——啊！原来里面装的是人民币，一共有三百块钱。我一下子愣住了。

　　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李宗仁叫人把我接到了李公馆。那一天，程思远和他的夫人石泓也来了。看得出，让我到李宗仁这里工作，他们是很慎重的。我们见面后又是一番长谈，我晓得，他们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要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另外也好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来判断是否适合在李宗仁身边工作。这天下午，由于到的时间比较晚，到了晚饭时间，李宗仁照例热情地留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晚饭。

1930年作 宋美龄与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合影

　　虽然是第二次来到李公馆，我依然是很小心地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这次见面自然是记忆深刻。我记得我们吃完饭之后，程思远和夫人石泓在客厅休息，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一下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看厨房，再看一下他住的卧室，然后，我们俩一起来到了二楼的书房。李宗仁在介绍书房里一些图书摆放位置的时候，语气很恳切地对我说，他很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了点头，对李宗仁明确表态说随时可以来报到。李宗仁很满意地说好，让程思远来具体安排时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要住在他这里。房子很多，完全够用，这样工作起来方便。我听了他的这些话，也没有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我也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表态说，我到这里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你让我住在这里我也没有意见，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我不知道李宗仁听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在话音刚一落地就抬头看他一眼。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尽管只是刹那间，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他赶紧掩饰住失态表情，然后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做出了一个叫我始料不及的动作，他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就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当时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整个脸，心脏也感觉在怦怦地直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学的西方国家的礼节习俗吧！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外国人不是一见面都会热烈拥抱和脸对脸亲吻吗？我转念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了。想到这里，我马上恢复了常态。

　　程思远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前，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全面了解到我的家庭出身和工作情况，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那时我自然是蒙在鼓里的。

　　这是第二次见到李宗仁的情景，既然自己能够得到李宗仁的认可，我想马上就可以到他身边开始工作了。于是，我的心情也就放松了许多，不再像第一次回来那样急不可待了。果不其然，不久，就又有了第三次会见李宗仁的安排。这一次，李宗仁直接对我说，你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是做保健秘书。我一听，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一开始不是说是做机要秘书吗？怎么又变成保健秘书了呢？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当即点头，而是请他容许我再考虑清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李宗仁让我做保健秘书，那机要秘书莫非不适合我来做而另选他人不成？

胡蝶

　　这样的一个谜团一直困扰着我，直到第四次见到李宗仁。这一次，李宗仁是照例又留我吃晚饭。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陪同吃饭的既没有张成仁，也没有程思远夫妇，而是来了许多看上去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模样的陌生人。大家只是相互客气地问个好，接着就各自吃饭。吃饭的时候，没有什么说笑，我感到这个样子怪怪的，但除了李宗仁，由于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所以也不好多说多问什么。在吃饭的过程中，也就是只有李宗仁和我在说着一些闲话，其他的人说的话很少。这一次，李宗仁并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到他这里来，也没有直接挑明让我到他这里报到的时间，而只是随便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我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莫非是李宗仁看不上我的工作能力，准备另换他人了？也许上次告别，自己听说是做保健秘书而要考虑一下出现了问题？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吃完了这顿晚饭，感到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只有往最坏的地方去设想，难道这顿饭就是打发我从此不要再来李公馆的暗示吗？正想着，那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纷纷告辞离开。李宗仁照例派车把我送回宿舍，只是没有像第二次那样亲自上车来送，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总不能每一次都得他亲自把我送回家吧。我总感到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咳！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一夜，我朦朦胧胧的，没有睡好。

　　　如果说在第一次见到李宗仁时听说要到他那里去当秘书是一阵欣喜的话，那么在第四次离开李公馆之后我的心情是一落千丈，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不到答案，我自然郁闷起来，上班的时候无精打采地消磨时光。这时候，李宗仁又派车把我接到了他那里。

　　我照例进了客厅，见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李宗仁。想不到这一次却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只见李宗仁快步迎上前来，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当时一听这话，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第二次见面时他在书房里让我毫无防备地吻了我一下，已经叫我感到非常吃惊了，想不到这一次他会向我主动求婚。此时此刻，我顿时明白了上次他亲吻我的真实含义，那决不是什么西方礼节。本来从当初所说的机要秘书悄悄转化成了保健秘书，已经叫我不太理解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会突然当面向我提出想和我结婚的请求！这该是多么荒诞的话题呀！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才二十七岁，而这位大人物却是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头子啊！……

1950年李宗仁夫妇新闻原始照片一张（第二夫人）

　　我真的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残存的一丝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对他一口回绝，这样太伤他的面子，或许对他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我又绝对不会去点头认可，因为这是我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大事情。看着一脸诚恳的李宗仁，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他似乎夸张地松了一口气，嘴里一连声地说着：“可以，可以……”

　　我对于这样的婚姻大事，自然是不敢怠慢。回到宿舍之后，我的心里依然是乱麻一团。我真是矛盾极了。那天晚上，我是彻夜未眠。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心事重重，真正尝到了失眠的痛苦。突然脑子里闪现出一个人来，那就是张成仁，是啊！这个时候，应该去问问他才对呀！既然李宗仁公开主动向我求婚，我想肯定是他们事先预谋好的，我真想半夜就去找他说个明白。

　　天一亮，我一上班就准备给张成仁打电话。正在这时，李宗仁派来司机来接我了。电话也没有打成，我就又身不由己地第六次来到了李公馆。

　　这一次，我见到李宗仁，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反而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只见李宗仁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专门的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那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下来了，眼睛正视着李宗仁，只见他是一脸的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了我，还轻轻地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李宗仁的第三次婚姻

　　　对于李宗仁的大胆求婚，还有我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整个过程都是懵懵懂懂的。当时，我之所以会当场应允了李宗仁，一是出于对他的好感，第二恐怕就是听他说此事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和周总理，既然周总理都没有意见，那就表明他也是全力支持李宗仁的，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李宗仁在第一次见到我后，就很喜欢我，经过第二次接触之后，他已经决定想方设法娶到我。对于李宗仁的婚事，周总理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都很关心的。最早，李宗仁是想以找一个保健秘书的理由来引出他真正的目的的。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很慎重，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毕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这样做了，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周总理经过再三考虑，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心里很明白李宗仁的真实意图，于是，就干脆挑明话题，成全李宗仁，他曾对李宗仁当面说道，咱们不必雇请什么私人女秘书，如果李先生真的喜欢这位胡女士的话，你们可以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履行正式的结婚手续嘛！我国的婚姻法没有男女双方年龄差异上的限制，只要符合婚姻法就可以结婚。有了周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李宗仁这才敢鼓足勇气当面向我求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一场特殊的婚礼在北京市东城区“西总布胡同五号”李公馆里隆重而热烈地举行。当年二十七岁的我和已经七十六岁的李宗仁将军正式挽起了手，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这场被中外媒体报道的特殊婚礼，都以男女相差四十九岁的“老少配”为题，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作了头条新闻刊发播出。

　　当天的婚礼虽然没有像报界所渲染的那样有多么隆重的场面，但整个过程还是很热烈欢快的。因为前来出席婚礼的嘉宾和前来祝贺的人士，都是经过李宗仁亲自列出，并经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一审定的，所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身份，或者说都与李宗仁私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婚礼的与众不同之处。

蒋介石 李宗仁总统、副总统就职仪式上

　　婚礼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国务院机关管理局的通知，他们说由于周总理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婚礼的当天没有来得及参加德公和我的婚礼，但他一直牵挂这件事情，对此，特别向德公夫妇作出解释并表示歉意。两天后，周总理再次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门为德公和我安排好车辆，前往著名旅游胜地北戴河度蜜月。

　　来到北戴河的当天，我和德公被安排住在北区的法式别墅里。在北戴河度蜜月期间，我们还被安排去了一趟山海关，当我们在山海关下信步游玩的时候，有的游人发现了我们这一老一少的真实身份，于是，他们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问候，不久，就把我和德公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唯恐会发生什么事情，极力阻拦，叫司机赶紧把车开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赶紧上车离开。

胡蝶

　　有了这次游人的意外围观，陪同我们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再也不敢大意，他们为了德公的人身安全，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擅自外出。由于我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所以，接下来在北戴河待的时间我就感觉不像往常那么快乐了。在北戴河我们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心里真有点发急了，开头的几天还真不错，快快乐乐的很像个新婚度蜜月的样子，而接下来就感觉太没意思了， 放不开手脚，处处受到非常热情的关照，还有不能随便走动，不能随便串门等一长条的规定，德公和我知道这是为了我们好，但这样的规定太死板了，太过头，真让人受不了。由此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好处。整天待在宾馆里，或是在规定的小圈子里活动，真让人憋死了。于是，有一天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很不高兴地对德公说，我想先回北京。看我一脸的阴沉，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德公像哄小孩一样地对我说，他也一块和我回去算了。

　　我们在北戴河住了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就这样打道回府。回到北京之时，我和德公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真是惊呆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太不明白了。只见满街的大字报，满街游行的人，满街都是红旗，满街都是大喇叭的高叫。接着，我们通过报纸一看，才明白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从首都北京开始掀起来了。

　　从北戴河回到“西总布胡同五号”的李公馆家里，几天下来，除了晚上睡觉之外就是看报纸，收听广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中央统战部的安排，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没有什么必须要办的事情，最好待在家里不要随意外出。接完电话，我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同在北戴河一样像是被软禁了吗？只不过家里没有外人，除了厨师就是我和德公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的要么看报纸，要么听收音机，要么聊天，简直是又枯燥又单调，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个朋友也不曾来过。我和德公的牵线人张成仁更是早已不见任何踪影，仿佛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好像是一阵风、一片云似的从人间蒸发掉了。

李宗仁的第三次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