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65：愚民——国之福

《道德经》65：愚民——国之福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上古时善于用道来治理国家的人，不是用道来开启民智，而是用以愚之以使其回归到朴拙敦厚、无欲无求的状态。百姓为什么难以治理，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多智与巧诈。所以治国者依凭自以为是的聪明才智试图开启民智来治国，是在贼害邦国；治国者不恃己智、炫耀自夸，则是国之福泽。明晰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两种执政模式背后的原则，经常体悟与实践这一原则，可以算作深味道的玄妙之德。道的玄妙之德深奥、久远，与万物同化而返归于道，然后实现圆满的大治。

无论怎么讲，“执政者‘愚民’是‘国之福’”这一观点，都难逃被后人诟病为“反动”的厄运。

按照钱穆先生的考证，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老子”形象，是三个人的合体。一个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隐士——荷蓧丈人。另一个是周烈王时离周而去，后来入秦见秦献公的史官太史儋。第三个是与宋玉同时代的楚国人詹何，詹何著书立说，列名诸子百家。孔子所处的春秋，礼崩乐坏的乱世逐步拉开帷幕。到了詹何所处的战国，天下已经是百孔千疮、满目疮痍。“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子衣钵传承人孟子认为，解决天下变乱的出路是寻找有望“以德行仁”的诸侯王，帮助他完成天下“定于一”的愿望，以结束天下纷争、变乱的局面。终结变乱的希望在诸侯贵族——在这一点上詹何与孟子的观点一致，但在着力方向上，詹何反对孟子的“有为”——向外用力，他认为天下变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乱作为”，因此《道德经》主张“无为”。反对向外用力的詹何，自然有一套向内着意的“道德”心法，他希望诸侯贵族的向内着意以“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来消减欲望引发的乱动，以缓解天下动乱的局面。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来看“愚民——国之福”这一观念，便显得合理了不少。在天下变乱，百姓苦难深重的大背景下，自然无法奢谈开启民智的问题，甚至治国者恃智“乱动”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一切自以为是的“乱动”都只会让苦难深重的天下百姓雪上加霜。

恃智治国就是恃智“乱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治国者的“乱动”只能引发百姓为求生存的不择手段。上下之间，百姓与百姓之间，因为治国者的恃智“乱动”只能相互欺诈、无所不用其极。战国乱局背景下，《道德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以智治国”的危害——“国之贼”。

处在战国乱局的背景中，站在苦难深重的百姓立场上，才会真正理解《道德经》“不尚贤，使民不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的现实意义。才会真正理解“为无为，则无不治”的现实意义。

“常知稽式，是谓玄德”——哪里是在夸耀什么“德”的玄妙，分明是在呼唤诸侯贵族回到“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然天道。当诸侯贵族所求的“德”与自然天道同体时，才算得上真正玄妙、深远的“德”。唯有“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境界才能与道同归，才能化育万物，才能结束天下的变乱，实现圆满的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