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乌新宇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元朝灭亡以后，蒙古汗廷向北退回草原，形成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游牧集团。15世纪初，蒙古分裂为东西两大集团。西蒙古被称为卫拉特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明朝史籍称之为瓦剌，游牧在杭爱山以西，天山以北的广袤草原；东蒙古被明朝史籍记载为鞑靼，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境内。东蒙古其后进一步分化，到了明末清初，蒙古族在中国北方分布态势大体分为三大部分：漠南的察哈尔蒙古、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的卫拉特蒙古。满洲后金政权建立进程中，满洲统治者对当时中国北方政治格局有着非常精准的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实施了极具前瞻性的政治战略。他们利用蒙古部族间的矛盾与分裂，通过拉拢、利诱和威逼等多种手段分化瓦解其整体实力。满洲统治者首先联合科尔沁部击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进而征服蒙古各部，最后夺取了明朝政权。在此进程中，先后归附的蒙古各部与满清政权成为联盟关系，对满清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有学者提出清朝是以“满蒙联合统治为主的政权”。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这一点当然毋庸置疑。但世间万物极难有百分之百的完美。事实上，清军推翻明王朝雄霸天下后，卫拉特和喀尔喀仍是独立的蒙古汗国。喀尔喀蒙古直到康熙执政中期才彻底归降，而崛起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汗国则始终是令大清国眉头紧锁的另类，以桀骜不驯的风格长期保持独立政治地位。直到乾隆朝，才在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彻底覆亡。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准噶尔汗国的崛起
漠西卫拉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四部。明代，就是这部分蒙古人在首领也先的带领下，制造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俘虏了明英宗。准噶尔部崛起的首位功臣是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刚一出生就被认定为西藏萨温活佛的转世灵童，13岁被迎请到西藏，先后师从于班禅和达赖两位大喇嘛，宗教地位尊崇。在噶尔丹驻藏期间，部族统治权被其父亲——汗国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传给噶尔丹的哥哥僧格。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秋，僧格在内乱中被杀。当时僧格的两个儿子索诺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都未成年，噶尔丹被迎请回来，成为部族最高统治者。登上准噶尔部最高权力宝座的噶尔丹拥有活佛和部首领的双重身份，与西藏宗教领袖保持着良好关系，又得到准噶尔部从贵族到平民的拥戴和支持，这些因素驱使他逐渐树立起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噶尔丹开始不断扩充势力范围，在击败政敌掌控部族统治权的十余年间，他率部逐步统一了漠西卫拉特蒙古各部，被五世达赖授予“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
其后，雄心暴棚的噶尔丹一方面改革草原法典，铸造发行铜币稳定草原经济；另一方面壮大军力，策马扬鞭，通过攻伐吞并了天山南麓回疆和叶尔羌汗国，向西征服了中亚的哈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攻取降服了一千二百余城。就这样，在清帝国的西部边陲之外古西域的广袤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空前强盛的政权，成为当时毗邻大清帝国西部疆域的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蒙古汗国，史称准噶尔汗国，成为与清朝对峙的强大政治势力。噶尔丹也博取到崇高的声望，在当时中亚一带的民族群落中，已经把他和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帝及东方的康熙大帝相提并论。
顺治年间，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全面走近。17世纪50年代末期，喀尔喀蒙古发生严重的部族冲突，噶尔丹抓住这个机会让其中实力较弱的冲突方札萨克图汗部接受了自己的保护，给予其同盟间的关照，使其彻底倒向了自己。其后，噶尔丹进军征讨在内部争斗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夺占了其领地，迫使土谢图汗率十万部众南逃归降清廷，被妥善安置在乌珠穆沁地界驻牧。经过这一番变故，噶尔丹统领下的准噶尔汗国事实上达到了武力侵吞喀尔喀的目标。噶尔丹当然因为领土东扩而高兴，但大清国和康熙帝却不高兴了。因为这么一来，偏居西北的准噶尔汗国军事存在向东扩展，加大了清廷边境稳定的压力，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产生，冲突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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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噶尔丹个人命运影响深远的大事。噶尔丹的侄子，他那位被害兄长僧格长大成人的儿子索诺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趁噶尔丹率部东征之际，在后方发动政变，噶尔丹回师杀了前者，但策妄阿喇布坦率部属西逃，归集散乱部族，迅速壮大实力，控制了天山北麓准噶尔原有属地。噶尔丹大本营被端，有家难回。而他新近占领并驻扎的喀尔喀科布多地区（位于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中国交界地带）因部众南逃，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难以支撑噶尔丹麾下部众的生产生活需求，面临经济困顿和生存危机。
为了维持生计，噶尔丹在西边故园因受排挤已难回归的情形下，向东向南寻找机会似乎是一项明智的选择。但在噶尔丹看来，国势强盛的大清国毕竟不是好招惹的，两权相害取其轻，如果想在喀尔喀地区建立长久统治，只有让喀尔喀部原属民回归，让领地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若要实现这个构想，对话的对象唯有逃入清境的喀尔喀部首领土谢图汗和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这两位冤亲债主。只有征服了他们俩，才有可能将南逃的喀尔喀属民收归己有。正是基于此，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末，噶尔丹自科布多发兵两万，开始第二次征伐喀尔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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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与噶尔丹的头两次交手及三次亲征
康熙朝与噶尔丹初期军事冲突为一小一大两次战役：分别是乌尔会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之战和乌兰布统（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境内）之战。发动第二次征伐喀尔喀部之战的噶尔丹大军自科布多向东进军，并折向南，一路劫掠追踪，试图搜捕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清廷在侦知噶尔丹的军事动向后，急派由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剌尼和兵部尚书纪尔他布率领的清军迎击。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六月二十一日，双方于在乌尔会河（今乌拉盖河）拉开战幕。由于清军进攻仓促，战术死板，缺乏火器兵，在噶尔丹摆下的口袋阵中，被其呈两翼分布的兵将使用得自沙俄的火枪交叉射击，清军惨败。据当时在噶尔丹军中的俄国使者著文回忆，噶尔丹“大杀中国军队……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这一仗的胜利给了噶尔丹很大的信心，也让他产生了清军不堪一击的骄纵心态。在迫使清廷遣返喀尔喀部众的战略意图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他未能客观冷静地评估双方实力，有恃无恐地继续挥兵南下，避开清军的堵截，出其不意地进逼到距离京师仅仅700多里的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地区，给清廷和京城造成极大恐慌，一度造成了“京师戒严，米价上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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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七月二日，接到乌尔会战役败讯的康熙帝在震怒之余宣布亲征，并开始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他任命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任命皇长子胤禔为副将，率一路兵马出古北口北上；任命五皇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札为副将，率另一路兵马出喜峰口迎敌。其它几路兵马还包括科尔沁、盛京、吉林方向的几支清军部队以及阿喇尼部残余清军。随同出征参赞军务的，还有康熙帝的舅舅、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以及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朝廷重臣。从兵力部署来看，对噶尔丹可谓极为重视，志在必得。
噶尔丹大军因先于清军到达战场，围绕地势较高的乌兰布统山扎营布阵，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上，山脚下有依山而过的河流，还有沼泽地作为防御隔离带，地形十分有利。噶尔丹还下令将军中大量的骆驼束缚住驼蹄使之依次卧伏，驼背上背负箱垛，然后用浸湿水的毛毡覆盖在箱垛上，这相当于围绕乌兰布统山又加设了一条人造的“驼峰防线”，进一步提高了防御能力。噶尔丹大军以“驼峰防线”为掩护，主要使用从沙俄购买的火枪远距离攻防。“驼峰防线”看似简单，却能有效阻挡弓箭和火枪子弹，实际上形成了城池一样的防守效力，在战事中确实给清军带来很大麻烦，体现出噶尔丹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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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军力对比方面则是清军占尽优势。清军吸取了乌尔会河之战仓促迎战导致惨败的教训，在各路人马基本到齐，人数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才出手，战前兵力达到十万。此外，清军出于对噶尔丹军俄式火枪的忌惮和乌尔会河战役火器不足的惨痛教训，在大炮和火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武器方面也占有优势。
战斗于1690年阴历八月一日（公历9月3日）打响，因为康熙帝行至河北就因病返京，战场实际统帅为福全。中午时分，福全率清军主力抵达噶尔丹防线的河对岸，随即展开进攻。清军首先隔河用炮火猛轰噶尔丹军布设的驼阵，但噶尔丹军的防守很顽强，撕开的缺口很快就被堵上。因为噶尔丹军隔河居高凭借驼阵防御，而清军进攻既要渡河，又要仰攻，正面进攻进展不力。福全又派出左右两翼骑兵，试图迂回包抄噶尔丹侧后。但右翼清军受困于河岸沼泽地，无功而返，左翼军成为希望所在。佟国纲、佟国维两兄弟率领左翼军拼死猛攻。佟国纲更是身先士卒，战死阵前。
在左翼军的不断冲击和清军大炮的持续轰击下，黄昏时分，清军终于将噶尔丹军的防线打出缺口，福全趁势从正面发动进攻，佟国维也率军迂回到噶尔丹军的后方。在清军的前后夹击下，噶尔丹军难以支持，遂以夜色为掩护，向山顶撤退。这场从中午持续到傍晚的战斗，清军虽以优势兵力临敌，但并没有取得期待中的较大战果，反而因为地形不利、进攻队形过于密集等因素遭受很大伤亡，连皇舅佟国纲都战死。噶尔丹军虽然损伤很大，但实力犹存。客观说，清军这一仗远称不上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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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帅福全看到天色已晚，兵乏将疲，噶尔丹军又处于清军包围中，也不想太过激进冒险，所以下达了停止进攻、就近扎营防御的命令。事后证明，这是一道让福全本人和整个清廷都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命令。
经过阴历八月初一的激战，噶尔丹军面临的境况是：坚固防线被攻破，陷入依山据守的险境，在兵力对比上是以寡敌众，最要命的是没有援兵，后勤补给缺乏保证，明眼人都能看出坚守是死路一条，唯有走为上策。噶尔丹在关键时候用足了智谋，精心给福全设计了一套金蝉脱壳之计。八月初二天亮后，噶尔丹先派出随军的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清军统帅部请和，虽然遭到拒绝，但仍表示一、二日内军中的西藏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还将前来“讲理修好”。八月初四这天，济隆呼图克图果真率70多名弟子到清军统帅部求和，承认侵犯边界、抢劫人畜的大过错，一再解释战争只因本部与喀尔喀部之仇，并无与“一统宇宙之主”康熙帝作对之意，请求允许噶尔丹撤出边境外。和谈的举措显然是奏效的，因为拿了一手好牌的福全没有策动大军再次向噶尔丹发动新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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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没有再给福全留出醒悟的机会。在派出西藏大喇嘛济隆呼图克图谈判的四日当夜，就像壁虎甩尾一般丢下济隆，乘清军完全没有防备，率部迅速悄悄撤离战场，夜渡西拉沐伦河，远走边外，让被噶尔丹障眼法愚弄的福全追悔莫及。战后，清廷于当年十一月追究了以福全为首的诸将“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之罪，相关人等分别受到降职、罚俸等处罚。
乌兰布统之战中，噶尔丹军与清军在首日鏖战后没有再次搏杀，而且比较明智地利用计策及时撤退，战场的伤亡并不惨重。但在向大本营科布多撤退途中，因为遇到瘟疫，军中却大量减员，最后回到科布多的只有数千人，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次出征还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对康熙这位英明的圣主来说，卧榻之侧当然难容他人踱步。大清国的龙须不是谁都能随便捋的，更不是捋完跑掉以后就没事的。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当然让康熙帝很不爽，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次年的两年间，康熙帝连续三次亲征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帝率大军兵分三路，首次亲征噶尔丹。五月十三日，费扬古统领的西路军在昭莫多与噶尔丹军展开了长达6个小时的激战，噶尔丹军不敌溃散，乘胜追击的清军大获全胜。经此一战，包括噶尔丹妻子阿奴哈敦在内的主力损失殆尽，噶尔丹仅率数十骑突围远遁至喀尔喀西部塔米尔河流域，收集残部，试图坚持与清廷抗争。
噶尔丹不除当然让康熙帝如鲠在喉。在擒贼擒王心理驱动下，1696年九月，康熙帝再度从京城出发，亲临呼和浩特进行前敌指挥，推行了一系列关于集聚军需物资、排兵布阵以及实施封堵的措施，意图围剿或招降噶尔丹，尤其寄希望于招降。康熙帝于十月十三日到达呼和浩特，总共驻留了十一天，给这座塞外名城留下了很多佳话。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清朝大军一系列举措如同一张大网，抛向处境日趋窘迫的噶尔丹。在艰难时刻，噶尔丹又拿出了诈降的本领，遣使前往康熙帝当时已经移至鄂尔多斯的行营，成功骗取了康熙帝的信任，使者带着责令噶尔丹限期归降的敕令被放归，离京已久的康熙帝自己也踏上返京之途。这一次，噶尔丹的诈降其实已被前线大将军费扬古识破，但进言却没能被康熙帝采纳。康熙帝自己是在回家的半途领悟到自己可能被耍笑了，但事已至此，只能重头再来。第二次亲征就这样前功尽弃，未能实现消灭噶尔丹的既定目标。
次年，康熙帝闻奏得知噶尔丹部众已臻分崩离析，身边不足千人，认定此乃剿灭这个冤家对手的天赐良机，遂于1697年二月六日自京启程，发起第三次亲征。这次出征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本次出师直抵漠北，捣毁噶尔丹巢穴。康熙帝也不顾旅途劳顿，亲至宁夏境。但历史没有给这位大帝手刃仇敌的机会，在清军尚未到达目的地时，一代枭雄噶尔丹已经病死旷野，漠北随之平定。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朝对待准噶尔部重要人物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策略，对擒获或归降的噶尔丹子嗣及其身边骨干，几乎都没有过分追究，反而妥善安置，让他们得以平安度世。但俗话说，常住江湖漂，哪有不挨刀？还是有被认为罪大恶极的倒霉蛋丢掉性命，例如那位在乌兰布统之战中替噶尔丹到清军诈降的大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虽然有着宗教人士的身份，但因为替噶尔丹出力太多，没能享受到宗教政策，被杀了头。康熙帝只严惩罪大恶极的叛逆者这种政治宽厚，较好发挥了招降厄鲁特贵族的效果。噶尔丹政权垮台后，清朝的边境线延伸到阿尔泰山，随着漠南地区的喀尔喀人陆续返回故土和盟旗制度在喀尔喀地区的广泛推行，辽阔的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正式被纳入清朝版图。雍正朝的烽火边关与乾隆朝的尘埃落定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噶尔丹的败亡，是康熙帝的一次伟大历史功绩，原来不肯归降清廷的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彻底归降，另一个在不可一世的首领噶尔丹统领下的准噶尔部被打废，实在是可喜可贺。但康熙大帝想不到的是，这次堪称伟大的胜利只是大清王朝与准噶尔这个蒙古最后一个独立汗国的第一回合胜利，清廷与准噶尔部的恩怨情仇还将延续。
依托喀尔喀部领地发展的噶尔丹虽然败亡，但在准噶尔部原有领地发展的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和其子噶尔丹策凌却将准噶尔部的香火经营的异常旺盛。策妄阿喇布坦父子统治时期，汗国统治机构进一步扩大，治理体系日益健全，在中央设立了职责清晰的各类官职与机构，在地方采用鄂托克--昂吉制度，鄂托克统归汗王直管，昂吉则为游牧于汗属鄂托克外围的台吉的属户。到18世纪50年代，准噶尔人口已经达到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达到了汗国全盛时期。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雍正帝继位前后，准噶尔汗国与清廷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对西藏高原地区的争夺上。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与清廷在青海和西藏地区频繁角力，让在位时间不算长的雍正皇帝没少伤脑筋。最终清廷经过当雄一战，击败准噶尔军，一举控制西藏。其后，清军又于1724年分三路攻入青海腹地，彻底击溃蒙古军，青海正式并入清王朝版图。为了加强统治，清廷在青海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建立了盟旗制度，将青海蒙古各部编设为29旗。
雍正帝继位几年后，噶尔丹策凌继位执掌汗权。当时清廷在青藏地区立足未稳，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又投靠了准噶尔，连绵不绝的边患让雍正帝没少失眠，也雷霆震怒。1729年，清廷任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率北路军；命岳琪为宁远大将军，统率西路军，决心一举消灭准噶尔，期冀能既绝边关之患又解心头之恨。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1731年，准噶尔3万大军迎击清军北路军，通过诈降（呵呵，又是诈降）引诱傅尔丹军到达和通淖尔后突然发动袭击，清军大败，仅生还2千人。准噶尔军随后进攻喀尔喀领地，这次却没有讨到便宜，被与清军协同作战的喀尔喀军歼灭近万人。此战后，准噶尔汗国失去了与清朝抗衡的实力，清朝也因连年征战疲困不堪，双方协议划界休战。
此后，准噶尔汗国的功勋首脑噶尔丹策凌去世，准噶尔贵族为了争夺他遗下的汗位陷入长期内斗。最终，巴图尔洪台吉的玄孙达瓦齐在策妄阿喇布坦女儿之子阿睦尔撒纳支持下登上汗位。阿睦尔撒纳不久之后却生了反骨，挑起新的内战，被达瓦齐于1754年在额尔齐斯河源击败。惨败后的阿睦尔撒纳无奈之下投奔清朝，被封为亲王，安置在喀尔喀扎布汗河一带。在此期间，因为不堪忍受准噶尔部无休止的争斗，杜尔伯特三车凌率领5600多户部众离开额尔齐斯河，投奔清廷。
乾隆皇帝意识到准噶尔部的内斗是征服卫拉特的天赐良机，于1755年2月，派班第、永常、阿睦尔撒纳等出兵攻伐准噶尔部。众叛亲离的达瓦齐被擒，清军占领伊犁。这个战果让乾隆皇帝大喜过望，厚赏有功将士，阿睦尔撒纳更是荣宠备至，清军主力随后班师。但留驻的阿睦尔撒纳却大权独揽，引发清廷不满。阿睦尔撒纳随后也造反，其属下发动了对以班第为首的留守清军的突袭，班第自杀。此后，阿睦尔撒纳展开了驱赶清军的战争。清廷很快展开报复行动。1757年春，在清军大兵压境威逼下，阿睦尔撒纳出逃俄罗斯，当年秋天凄惶病死。我总感觉，这个准噶尔部最后首领的最后命运与噶尔丹有些相似。
康雍乾盛世的冤亲债主——准噶尔汗国
阿睦尔撒纳虽然死去，但准噶尔部众的厄运并没有结束。也许是准噶尔部这块难啃的骨头真的拉足了清廷的仇恨。在平定阿睦尔撒纳的战争中，尤其是后期，乾隆帝下令对准噶尔实施大肆屠杀的政策，并采取彻底清剿的办法对零星抵抗者进行残酷镇压，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准噶尔汗国覆亡。清廷于1762年在伊犁设置了伊犁将军统辖伊犁地区，分别设置了“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其中，厄鲁特营系由劫后余生的准噶尔人组成，人口已经不足1万人，只相当于强盛时期的七十分之一。准噶尔汗国遗下的庞大领地没有撂荒多久，1771年，在清廷安置下，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历史又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演绎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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