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老家的门厅和父亲闲聊，父亲说：“村子里的同辈人差不多都走了，只剩我和老徐，最近老徐也被儿子接到城里去了。城里有什么好啊？人关在一个个像火柴盒子那样的家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老徐也不愿意去，没办法？儿子孝顺，不放心留他一个人在乡下，怕他不肯去，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断了他回来的念想。”我说：“徐伯伯跟着儿子去享福，蛮好的。”父亲朝我看了一眼，嘴哆嗦一下，没有接话。
毕飞宇的《生活在天上》就是讲蚕婆婆被儿子接到城里去生活的故事。蚕婆婆是乡村的养蚕能手，用养蚕的收入培养五个儿子读了大学，毕业后在五个大城市生活，她是乡人眼中的有福之人。大儿子成了大款，离婚后独居，便接寡居的母亲到城里享福。蚕婆婆住在二十九层楼上，家里冰箱、电视、电脑、音响设施齐全，可她不会用，也害怕用。儿子上班后，她独自在家，呆坐在阳台上，看着茶色玻璃外的天空，没有泥土，没有乡音，蓝天不蓝，白云不白，她像一株被拔出了泥土的植物枯萎下去。
蚕婆婆生活在农耕文明之中，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是她熟悉的环境，那里有她的乡亲乡情，生活在其中如鱼得水。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关在了半空中的二十九层楼上，不会乘电梯，不会用手机，不认识道路，想听听家乡话都难，儿子和她说普通话，想和村里的三婶说话必须花钱打电话。她老了，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富足的物质生活，无法填补精神的空虚。
蚕婆婆想借助烧香拜佛求得心灵的安慰，于是决定去庙里烧几炷香，和死去的老伴聊聊。香能通仙，《天仙配》中七仙女在人间点燃一柱香，六姐妹在仙界就能知道妹妹的求助。香能通鬼，祭祀的时候，家中点燃三柱香，亡故的先人们就能来人间享用美味佳肴。香能通佛，在佛前点燃香烛，佛就能洞察人的心愿，诚心礼佛，佛随人愿。蚕婆婆把庙宇当成自己精神救赎之地，儿子开车送她去，结果路上遇到了堵车，而儿子接个电话后，便把她带到了圣保罗大教堂。
“这算什么庙？”蚕婆婆悄声说，“没有香火，没有菩萨、十八罗汉，一点地气都没有。”儿子的心里装着刚才的电话，尽量平静地说：“嗨，反正是让人跪的地方，一码事。”当蚕婆婆知道洋庙是让人来忏悔的时候，转过脸来对儿子嘟哝说：“这是什么鬼地方，要我到这里做检讨？我一辈子不做亏心事，菩萨从来不让我们做检讨。”在回家的路上，蚕婆婆大声对自己说：“城市是什么，我算是明白了。上得了天、入不了地的鬼地方！”
母亲要求回到乡下去，大儿子怕被人议论自己不孝，也不放心母亲成为独居老人，为了让母亲振作起来，激发出她的活力，他同意了母亲的建议，购买了蚕籽，和附近的农妇签订协议，让她每天送桑叶到二十九层楼的家里。母亲忙碌起来了，母亲生龙活虎了，母亲笑了，随着蚕宝宝一天天长大，家里阳台、客厅、房间的角角落落，到处是养蚕的蔑匾、桑叶，充满着蚕屎的酸甜气息。儿子没有抱怨，老人高兴了，这就比什么都好，养一季蚕横竖也就是二十七八天的事，等蚕结成了茧子，屋子里会重新敞亮起来，整洁起来。
蚕是农耕文明的象征。 《路史·后纪五》记载：“黄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为祀先蚕。” 古人不仅把“衣被天下”的吐丝虫看作能给人带来物质、经济利益的有益昆虫，还把它看作是有灵性的神虫。在古代社会，养蚕和利用蚕丝，和耕种粮食一样重要，宋朝诗人谢枋得写过这样一首诗：
养口资身赖以桑，终成王道泽流长。
吐丝不羡蜘蛛巧，饲叶频催织女忙。
三起三眠时化运，一生一死命天常。
待看献茧盆缫后，先与吾皇织衮裳。
养蚕本是为了衣被天下，如今却异化为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游戏，注定不会圆满。当蚕离上山作茧还剩三天时，儿子出差了，蚕婆婆出门去拿农妇送来的桑叶，门被风关上了。蚕婆婆悲剧了，身上没带钥匙，开不了门，她手足无措地大叫开门，没人关心，也没人过问。她不会叫物业来开门，也不会打110来开锁，也不知能向何人求助，只能坐在门口焦急地等待儿子归来。
“三天后儿子回家了，打开门，匾里的蚕不见了，抬头看去，房间的墙与墙之间，不仅是墙，就连桌椅、百叶窗、电器、排风扇、抽水马桶、影碟机与影碟、酒杯、茶具，一句话，只要有拐角或容积，可供结茧的地方全部结上了蚕茧。然而，毕竟少三四天的桑叶，毕竟还不到时候，桑蚕的丝很不充分，没有一个茧子是完成的、结实的，用指头一摁就是一个凹坑。这些茧半透明，透过茧子可以看见桑蚕们正在内部困苦地挣扎，它们蜷曲着，像忍受一种疼，像坚持着力不从心，像从事着一种注定了失败的努力……半透明，是一种没有温度的火，是一种迷蒙的燃烧和无法突破的包围……”
二十九层楼上的蚕，二十九层楼上的蚕婆婆。作者用蚕婆婆这样一个形象，揭示农耕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断裂、衰落和无奈，纵然还想保留形式，也丢失了内容。养蚕本是为了衣被天下，增加收入的生计，到了二十九层楼上，却变成了儿子哄母亲开心的游戏，这样的养蚕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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