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熟悉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以洗练的笔法描写了洞庭湖，并借景抒情，表达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这篇在被贬期间所写的文章，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中的名篇，对范仲淹而言，可以说是他整个悲剧人生的一道光亮之色。
庆历三年，宋仁宗提拔范仲淹做副宰相，不久范仲淹便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需要改革的十项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宋仁宗采取了他的改革措施，并先后下了六道诏令——革去吕夷简宰相职务，派人巡查地方，革去不称职官员，责令各县追究逃税，停止一切荫官，等等。由此看出，改革的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落实仁宗的诏令，裁撤冗员，处分庸官。他还派王鼎、王绰、杨紘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每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范仲淹毫不客气，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名字抹掉。有人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经典：“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地方吏治有了好转，但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之入骨。而且，庆历新政涉及官僚阶层的财产、权力再分配以及子女待遇等实际问题，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反对派先从经济问题入手陷害范仲淹的两个助手——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并代副都总管张亢，使两人贬官；其次栽赃陷害，被贬官的反对派人士、前朝元老夏竦让手下丫鬟模仿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石介的笔迹，篡改了他写的信，加上了他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内容。夏竦把信交给了宋仁宗，离间范仲淹和仁宗的关系。
最致命的一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他们不断向皇帝告黑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纲，范仲淹推荐之人都是自己亲信，等等。
这一告，触动了宋朝自建国以来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夺权后，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祸患为鉴，下诏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门生。宋朝统治者最怕大臣之间结成派系或朋党。后来的皇帝也都坚持这一条，决不让步。
庆历四年，仁宗向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怀坦荡的范仲淹竟回答：“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就在朝廷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失去信任的时候，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写了一篇《朋党论》交给仁宗，并在朝中传阅。
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结，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皇帝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派系，这是直接向仁宗的底线挑战。
《朋党论》成为庆历新政的转折，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不久范仲淹被调离京师，反对派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再不久，范仲淹等人又被贬，新法陆续停止。
庆历新政一年多就失败了。
明朝的王夫之说新政的得失，说仁宗性格有毛病，耳根子太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对范仲淹很信任，但对改革阻力估计不足，遇到反对就缩回去了，首鼠两端，最终毫无建树。
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先后被贬到邓州、杭州、青州、颍州为官。青州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但他坚持赶往颍州，还没有到目的地，就在去颍州的路上于徐州病死，“死于道旁”，终年46岁。这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因触犯保守派利益，悲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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