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十分强调环境在我们人类生存中的巨大影响力。他相信，我们人类“首先是情境中的生物”, “因为情境塑造了我们，决定我们未来的诸多可能性，我们便不可能独立于它而存在”。在这里，情境即为环境中的一个片段。
尼采回忆童年时说：“早年，在我的生活中，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了，所以，我不像孩子们似的天真烂漫和无忧无虑了……从童年时起，我就会自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大自然中，我会找到最大的快乐。一场雷雨经常会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满天轰鸣的雷声和闪亮的电光，更加增添了我对上帝的敬畏。”
中学时，尼采还构思了一部《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由于他从小亲眼目睹了亲人死亡，关于死亡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尼采曾说：“既然，人最后终有一死，那么，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尼采从小就喜欢思考和探索生命的意义，他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依然坚强地活着，不断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
不得不说，我们的生活受着环境极大的约束与影响。不同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环境的影响下，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我们在环境中不断地成长，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地变化。环境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的性格、文化与行为方式。我们就是生活在环境中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无声无息地给我们每个人打上了它独有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很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都十分关注环境对人的影响。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你在上面画些什么，孩子就能成为什么。“心灵白纸说”显然不能被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所接受。弗洛伊德认为孩子在出生时，其潜意识就打上了原始祖先遗留下来的烙印，而教育的作用则是为了抑制孩子的这些原始本能。不管杜威和弗洛伊德的观点谁对谁错，他们两人在教育的作用还是取得了共识，即教育可以影响孩子的成长，成为人们对抗环境，塑造自己的一种手段。
社会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1938年冬天，在宾夕法尼亚的乡村，一个社会工作者调查了一起儿童虐待事件。这名女童名叫安娜，她是一个私生子。她的祖父十分反感女儿“未婚先育”，因此不愿意将安娜留在自己家中。就这样安娜在出生后的最初六个月里先后被母亲安置在好几家儿童福利院，可由于她的母亲无力支付其所需的费用，最后还是只能把她带回了家。为了不让自己的父亲生气，安娜的母亲将安娜安置在一个储藏室里，每天只能给她提供一下仅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牛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年。
等到安娜被人发现后，社会学家戴维斯立即前去探望。据他讲述，安娜不仅羸弱不堪，而且她还不会大笑、说话，甚至都不会微笑。她对外界没有任何反应，好像自己独自生活在一个世界中。
安娜在一个孤独的环境中生存了五年。在这五年中，她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接受教育，无法开始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当戴维斯惊诧于安娜像是独自生活在一个世界中时，也就不奇怪了。环境的影响造就了安娜的不谙世事。但是，相对于人们之前发现的“狼孩”来说，安娜是幸运的。因为，在之后的救治过程中，安娜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并在十岁的时候，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语言（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安娜的母亲自身就有精神病）。而“狼孩”在她短暂的一生当中都没有学会如何使用语言与人沟通（最初发现的“狼孩”为两个女孩，一个八岁左右，在十几岁时去世；一个两岁左右，被解救出来后很快便去世了）。
由此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程度是无法估量的。这种影响不仅来自客观的自然环境，也来自人造的社会环境。人们可以创造环境，努力建构我们理想中的环境，这说明我们并不是环境的奴隶，并不需要对环境卑躬屈膝、逆来顺受。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能动性，有认识环境，利用规律的能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和环境产生良性的互动关系。
然而，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当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环境时，我们便置身于这种新的环境的影响之下。我们与环境这种看似处于无限轮回中的关系，正是我们与环境互动的规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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