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很想知道，是不是也红了一整个青春
我有一个堂姐，小学六年级之前几乎天天在一起玩。用妈妈的话说，她有点泼辣，我的左脸处至今有个她留下的淡淡的指甲印。某年我妈妈在打麻将的时候，我堂姐因为某件事看不惯我，使劲掐的，小孩子下手不知轻重。只是没想到这个痕迹有可能会伴随我一生。其实，我是真的不怪她的，我也没问过小时候她是不是嫉妒我比她受欢迎，比她漂亮，比她成绩好。就像我始终不知道她妈妈，也就是我大婶婶为什么老要欺负我妈妈。但前几年，她妈妈得癌症走了，好像所有的过往失去了去计较的意义。那段恩怨纠葛如若再拿出来说竟很累赘了。事实上，我也从未与她计较过，只是成年以后，日渐疏远倒是真的。
很奇怪，太多事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我还是异常清晰地记得我俩都特别喜欢吃蛋黄饼干。一个个煎得金黄喷香，边缘偶见焦咖色，饼干正面是鼓起来的，正中有一点桃红，不大不小，类似于牙签的圆头点上去的。特别好看，让人看了食欲大起，下嘴却变得格外矜持。那时候这种饼干算是“奢侈品”，两块钱才能买几两，两个人分着吃很快就干净了。我们总喜欢先用舌头去细细舔一下中间的桃红，然后往饼干蓬起来的地方落齿，崩一声，一分为二。然后含在嘴里，用热气把它“蒸”软，再慢慢得卷入腹中。很多个下雨天，我们在家，百无聊赖，总会把各自的零花钱凑起来，去称个二两解解馋。那时候，我们住在半山腰上，离村里的小店并不是特别近，需要绕过好几条小山路，我们总是手挽着手，共撑一把伞，一路上欣赏着碧绿的芦苇叶缝隙里钻出来的不知名的野花，看见小竹林里冒出的可爱的小笋尖上前打个岔，听着回荡在寂静空间里的格外轻悠的鸟叫声，跟着哼起小山歌。每当我们到小店的时候，一群叔叔阿姨总会围坐成几桌打麻将，水泥地上经常会有还未熄灭的烟头，恹恹地吐着白气。老板也经常混迹于麻将堆中，要请个七八遍才会甘愿起身帮我们称蛋黄饼干，大抵是嫌我们俩孩子买得太少，不爱招呼吧。我们会跟在老板身后，相视一笑，看着他从一大袋蛋黄饼干中随手捏起一把，放到秤上，不停摆弄那块小铁块，生怕让我们捡了便宜去，哪怕只多了那么几克，他也是不罢休的，看得堂姐直翻白眼。而我通常会在一旁拼命偷笑，堂姐见我笑，也会露出小虎牙狡黠一笑，特别鬼精灵。称完的饼干会被倒在一个白色的小袋子里，我通常是没有权限去拎这个袋子的，大多时候都会挂在堂姐的手腕上，我吃完一个伸手过去拿。有时候谁吃得太快，会招来另一方内心里不动声色的白眼，但都不会表达不满，而是暗暗加快嚼的速度，几两饼干，通常都是在“不甘心对方吃的多”的忐忑中“功德圆满”的，这种傻气的比拼在长大以后确实不再有过了。
工作的第一年，我们都到了宁波。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她的电话了。突然间有一天，她请我去她家作客，说是她家，其实是她租的地方。一个酒店式公寓，挺简陋的，我去的时候是吃过晚饭的，到了她那里便早早睡下了，竟然没有许久未见的尴尬。第二天醒来，她说给我做早饭，结果，她真的是做了，但是，两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她就煎了一个小鸡蛋。一边问我“够吃了吧，就只剩一个了”，一边又露出了她那狡黠的笑。我不知怎的被噎了一下，而后反应过来，忙不迭地回答她“够了够了，午饭多吃点就行了。”中午的时候，她果真带我下馆子了，那时候我陷入人生中的第一段恋爱，一直拿着手机发信息，她脸色已经很不妙了，但沐浴在爱河中的人其实很神奇的，并不太会关注这些。当她第三遍提醒我“菜上了，可以吃了”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她生气了。其实我对于那天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吃到一半我放下了筷子又开始摆弄手机，她腾地一下从座位上起来，筷子落在了地上，然后特别严肃地跟我说：“你很浪费知不知道，我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花了钱你也不动筷子，知不知道赚钱不容易”。说完就拂袖而去。我那时候反应也快，蹭一下就追出去了，只见她在前头飞奔。我特别狼狈地在后面追着她，其实心有愧疚，但是无奈一句道歉的话都说不出口。路口拐弯处，看到一个零食铺子，有卖地瓜干的，薯片的，锅巴的，好巧不巧，竟然有蛋黄饼干。我内心着实波动了一下，顾不上追她了，停下来买了一大袋。那时候发现城里的蛋黄饼干其实是没有中间的一点红的。
我赶到她住的地方时，她把我锁在门外，我就朝着里面喊“喂，我买了蛋黄饼干，你给我开个门啊”。。。。。。许久不见动静，我站了好一会，便觉得无趣，挫败得打算打道回府了。跟她说了句“蛋黄饼干放你门口了，我走了”。她最终还是沉着脸来开门了，我提着小袋子屁颠屁颠跟在她身后，谁都没有说话。安静的空气中是我嚼饼干的嘎嘣声，时不时瞥一眼她的脸色，心想做人做到这份上也是窝囊。她冷不丁来了句：怎么没有一点红？
因为她那句话，差点没哭出来。原来她也还记得。
于是，那个下午，两个重归于好的姑娘差不多跑遍大半个宁波，买了一瓶食用色素，在300多颗蛋黄饼干上都点了“一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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