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友

我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笔友是在初三那年结交的。

我念初三那年是2002年，那时候最流行的通信方式还是书信，特别是同学朋友之间，同一个学校的，不同学校的，都喜欢互相写信往来。我小学阶段转学的次数比较多，念过的学校几乎都结交了一两个要好的同学，初中分到不同的学校后也是与他们保持着书信往来。同学之间的书信，无外乎就是聊聊彼此学校或班级的新鲜事，或者抒发抒发自己最近的烦闷心情。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对方的考试成绩。我记得每次期中和期末考试后，我都会在给同学的信里一一列上自己的考试成绩，列完后还要谦虚一番，哀叹自己考得不够理想。我也会在同学的回信里看到他们每一科的分数，如果有哪门考得比我高，我自然是十分的紧张和嫉妒，暗下决心下一次一定要超过他们；如果分数都比我低，我自然是内心窃喜，但是在下次去信时还是不免又谦虚一番。除了平常的书信往来，每到节日或者对方生日，同学之间还会互相赠送贺卡或明信片，贺卡上写满真挚的祝福语。那时候贺卡的款式也很多样，每次收到漂亮的贺卡总是十分欢喜，特别是贺卡上还有同学好友的亲笔信，看完后总要仔细珍藏起来。虽然同学之间都暗暗在成绩上互相比较，互相较劲，但书信往来仍是加深情谊的。初中生的情谊实在是简单的，不过就是在这种学习上的互相比较，互相关注中建立起来的，至于是否兴趣相投、爱好相近似乎倒是其次的了。

后来也不知怎么的，校园里突然流行起了“交笔友”这样的事情。最开始是在校园书刊上流行起来的，那时候《少男少女》这类的校园杂志很受欢迎，这些校园杂志最开始发起“交笔友”的活动，杂志上还专门辟出一栏来登载一些笔友交友信息。因为是全国性的杂志，所以全国天南地北的笔友信息都有。身处闭塞乡村中学的我们，很快被交笔友这样的事情吸引，班里几乎所有同学都偷偷的参加交笔友活动。后来“交笔友”活动发展成“书友会”，实际上就是笔友会，只要你报名参加书友会，就可以获得专属的笔友名单。我记得我当时参加过“贝塔斯曼书友会”，入会很简单，只要写一封入会信，并在信里夹上五元钱的入会费，然后寄到贝塔斯曼书友会总部就可以了。成功入会后，书友会给我寄了一份笔友名单，我记得大概有8个左右，都是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中学生，其中有一个竟然是西藏地区的，非常的令人激动。毕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西藏是我所能想象的最遥远的地方了，若能交到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的笔友，实在是十分开心的。我仍记得那个西藏笔友的名字，叫“扎巴扎西”，不过后来我还是没能和这个扎巴扎西成为笔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寄出去的信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当时左盼右盼没等到回信的我，还曾一度怀疑回信被老师扣下了，因为当时面临升学考试学习十分紧张，老师担心影响我们的学习所以不让我们把过多精力放在交笔友这样的事情上。我和我的西藏笔友就这样失之交臂了。至于剩下那七个笔友名单，我完全没印象了，我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给他们写过信，总之最后我还是没能交上一个真正的笔友。

可是上天注定我是要拥有一个笔友的，并且是一个最好不过的笔友。这么说吧，她的名字叫“冰”，我的名字叫“雪”，单从名字上我们俩就像是命中注定似的，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对笔友。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交过的唯一一个笔友。

我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在学校补完课后作为值日生的我独自留下来打扫教室卫生，当时教室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一个叫“金色阳光”的电台节目。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先播放了周迅的《看海》那首歌，歌曲的旋律很好听，尤其是歌词写得十分的动人。我边沉浸在音乐中边打扫着教室。我们班有四排座位，打扫时需要从教室后面一排排往前面打扫，我记得快打扫到第三排的时候收音机了传来电台主持人清甜的声音——“下面给大家分享一篇听众的投稿文章”，然后就开始念一篇散文。文章写得很优美，好像是描写秋天的，特别是文字里有一种淡淡的少年的彷徨与哀愁。这种彷徨与哀愁深深击中了我，我本能地感觉到一种深深的吸引力。我留意并记下了最后主持人念出的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和地址——邓斌，校椅中学高一三班，并在两天后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把自己压抑心中许久的苦闷以及忧愁倾吐了一番。这封信大概写得是十分诚恳的，在信的最后我还请求她和我做朋友。信寄出去没几天，我如愿以偿收到了她的回信，对于我心里表达的种种烦恼，困惑，迷茫，她都一一给了回应，并且字里行间传达的都是她的“深有同感”。我深切地感觉到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同道中人”的感觉，哪怕仅仅是从文字上，我依然能感受到她的感受，她同样能体会到我的体会。就这样，一来一往两封信，我结交了我的第一个笔友。她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的署名是“冰”，从此我也一直这样称呼她。

在人生的求学阶段，初中时代大概总是最令人怀念的。至少在于我是这样。小学时期年纪尚幼小，自我意识还未真正萌发，你所能感受的实在是太少，记忆里也往往是模糊一片；高中时期大多都一头埋进学习这个坑里，从高一开始就开始为高考而奋斗，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早就消散在为高考而奋斗的挥汗如雨中；大学时期，生活倒是变得丰富多彩了，眼界也开了，但不知怎么的，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对于班级，总是缺少那么点“归属感”，同学倒也是五湖四海都有，相处的时间也长达四年，但奇怪的是一毕业大概也是不曾记得几个人的名字。倒是初中时代最为难以“割断”。特别是像我们那样的乡村中学，大家都是同乡，不是同一个村里的，就是隔壁村的，最远最远的也不过是深山里那几个村的。有的初中同学原本就是小学同学，比如我，我初三那年的同桌不仅是我的小学同学，她还是我们村里和我一起长大的跟我最要好的小伙伴。初中同学虽然毕业后也是各自分散，有的上不同的高中，有的上中专，有的甚至辍学出去打工，各人往后的道路都不同，但是往后却又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大概因为都属于同乡的缘故。无论走得多远，人总要回家，总要回乡，所以一到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初中同学群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我毕业后参加过几次同学会，全部是初中同学聚会，高中和大学的同学聚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初中同学聚会极为方便，各个同学几乎都知道其他同学的家在哪里，有时候即便没有提前联系，只要往那同学家走一趟，再彼此约一约，基本上就聚起来了。一聚起来，就聊起以前上学的种种，各个老师，各个同学的面孔也日渐鲜活起来。你也不免连带着想起了初中那时候的种种，一些发生过的事情，有些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或者哪怕是一些隐秘的，非常私人的情绪或感受，你也能想起来，并且想忘估计也忘不掉。或者说，你的潜意识里从未想过要忘记，所以也就不曾忘记。

对于我来说，我的笔友“冰”就是我初中时代私人而隐秘的经历的一部分。她不曾真的走到我的生活中，尽管当时我们的学校其实距离并不是很远，但迄今为止我们仍没见过面。但她又确实的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初三以前没有所谓“精神生活”而言，内心世界简单得像一张白纸。大部分同学也一样。但是一上到初三，一切似乎不同了。一夜之间，似乎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情窦初开”了，每个人都开始寻求心理寄托来排解内心突然涌起的各种念头与渴望。我是通过和冰的书信往来来打开心扉，排解苦闷的。第一封信之后，我们的通信变得十分频繁。每一封信里，无一例外的，会写很多自己的感受，对于生活，对于家庭，对于未来，对于感情，等等。这些感受是真实的，是无处诉说的，是原本只能封存在日记里的，如今通过一封封信，传达到另一个人那里。甚至可以说，有时候有些感受写出来以后是十分矫情的，十分无病呻吟的，但是一切都没关系，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这样的出口而已。我记得我们会经常在信里分享自己喜欢的诗句，或者歌词，有时候甚至直接借以表达自己最近的心境；我们也会在信里聊一些学习上，生活上的小烦恼，还有由此引发出的一些感慨，一些忧愁。后来，我们逐渐形成一种默契，我们会在每封信末尾给对方摘抄一首自己喜欢的诗歌，我记得当时冰最喜欢的就是汪国真的诗歌，我也是从冰那里知道有汪国真这个人。我们俩都非常喜欢三毛的文字，经常在信里交换着对三毛的热爱，对三毛传奇人生的向往。再后来的后来，我们又形成在信封上留诗句的习惯，信封正面的右下角最后一栏本来需要写的是寄信人的地址的，但是有一次我特意在上面留了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也无风雨也无情”，很快，冰给我的回信信封上也在同样的位置留了一句诗句，当时拿到她的信，虽然一眼就能认出信封上她的字迹，但是看到右下角的诗句却又有一种更大的喜悦涌上心头。从此，彼此心照不宣地，在信封上留诗句成为我们的习惯，每次未拆信就能先从封面的诗句里感受到彼此的心情。信封上的诗句就像我们的“暗号”一般，每次想到邮箱里成沓的信里有一封是与众不同的，心里就觉得幸福而甜蜜。我们把写信变成了一种诗意而浪漫的仪式，信的内容不再那么重要，我相信哪怕信里全是杂乱无章的喃喃自语，我们也照样能感觉到写信的幸福。

是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和冰通信是幸福的。当时的我们，对彼此是完全敞开心扉的，虽然我们自始至终都没见过面。冰的学校其实距离我们学校并不算太远，是在距离我们镇大概二十公里的另一个镇上。后来我考上我们县城的高中，每次从镇上去学校的路上也都会经过冰所在的那个镇。但是我们十分默契地都想保持最纯真的笔友的关系，似乎见了面就破坏了这种笔友的纯真。在我上高中后，我和冰依然保持书信往来，但是却没有初中那时候那么频繁了。尤其是上到高二高三，大概是学习太紧张，需要处理的同学老师关系也太多，慢慢也就减少了书信往来。我记得我上高二那年，也就是冰高三那年，冰还曾来过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是县里的唯一一所重点高中，冰是和他们学校的老师同学到我们学校参观学习的，不过冰当时并没有联系我，我是从后来她给我的信里才知道这件事。她当时在信里说在我们学校大厅里公告栏上张贴的期末考试成绩排名榜上看到我的名字了。我记得碰巧那次我考得还不错，史无前例的排在年级前几名。再后来，冰先于我高中毕业了，因为高考落榜，她选择了去深圳打工。我忙于应对高考，她忙于开展新的生活，我们之间变得没什么话可说，许多的情绪，许多的感受，也就慢慢的难以对彼此说了。

我高中毕业上大学那年已经是2006年了。那时候网络已经很普及了，写信的人都不再写信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QQ账号了。我记得我的QQ账号还是我高二时候的同桌帮我申请的，包括第一个QQ个性签名也是她帮我填的。不记得我和冰什么时候断了书信往来，改成用QQ联络了。我的笔友变成了我的QQ网友，而且也不知怎么的，换了一种更便捷的联络方式后，我们能聊的更少了。特别是自从上了大学后，我的记忆里跟冰有关的就十分少了。只是断断续续从QQ上隐隐约约知道她一直在深圳上班，从她的QQ说说上来看，她在深圳的日子应该是越过越不错。我上大学的地方是在石家庄，离家乡已经是十万八千里了，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只是每次回去经过那几个乡镇，经过冰所在的校椅镇，总是能想起她来。在断了书信往来很久之后，有一次我在QQ上感慨的跟她说很久没有收到过别人的信了，她便要了我大学的地址，真的给我写了一封信。那应该就是确实就是她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只是信的内容我如今完全没印象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当时好像没有给她回信，也许曾经提起过笔，但是发现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笔墨往来，也就这样停止了。

我和冰最后的联络是在她结婚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那会我刚大学毕业从石家庄到北京工作。有一天在QQ上收到冰的消息说她要结婚了。冰找了一个石家庄的男朋友，两人正准备从深圳回石家庄办婚礼。大概在以前我们还联络频繁的时候，我也曾说过“结婚的时候一定记得告诉我哦”这样的话，所以哪怕我们许久没联络了，冰还是郑重地邀请我去参加她的婚礼。对于我来说，冰在我心里的位置一直是“知己”的位置，我想她人生中那么重要的时刻我应该要见证的。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毕竟又只是以笔相会，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选择见面。我想冰和我一样，我们心里其实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有点忐忑的。当时我的内心一直有两个声音，一是“是的我当然要去”，另一个声音是“去了会不会很尴尬”。我相信冰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能感觉得到。临近婚礼的时候，冰跟我说，如果不好请假可以不必麻烦的，不用非来不可的，希望我不必有心里压力。冰先于我做了选择，或者说她替我们俩做了选择，所以最终我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们最终也就没有见上一面。自那以后，我和冰也就几乎不再联系了。

记得有一年回老家过年，从家里的书架上翻出一摞厚厚的旧信件，信封上落了些灰尘，但信封上冰的字迹依然那么熟悉。信封右下角那一栏，仍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那样的诗句。于是我又想起那年初三，想起我们那个乡村中学，想起我曾经有个笔友，想起我们浪漫而诗意的书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