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赤壁纪念馆，始建于明代正统六年（1441），齐安通判黄客在赤壁矶建东坡先生祠，后几毁几建，只有石塔一直保存下来。咸同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在齐安反复拉锯，几进几出，发生五次大战。这五次齐安之战，使得赤壁矶上的建筑焚毁殆尽。前后算起来，驻守齐安城的太平军将领，有石达开、陈玉成、赖文光、韦志俊等，而驻守该城的清军将领，有曾国藩、李鸿章、吴文镕、胡林翼等，全是当时双方的主力部队和主要将领。同治七年（1868），太平军和东捻军被完全剿除后，荆江归于平静，满眼废墟，百废待兴。此时，齐安巨富刘维桢出资、设图，在齐安知府的主持下，重修赤壁矶上的东坡赤壁，建苏文忠公祠等一些建筑。1920年、1925年，在有识之士的筹措、组织下，东坡赤壁得到进一步扩建，形成后来的规模。1930年纪念馆大部毁于火灾，五十年后再原样重修。
刘维桢是齐安人，1822年生于扬鹰岭村塾师家庭，因家庭贫困，随父就读，长于诗文，同时学习竹篾，自谋生路，半工半读，灵活务实，以致31岁尚未考取秀才。但是，在1953年2月赴齐安应试童生的途中，他被首次北上的太平军俘获，被改变了命运。是福是祸，事后才知。他本名刘斡成，因避陈玉成的名讳而迅速改名。因聪明能干，文笔精彩，能说会道，察言观色，他并未用作新兵或民工，而是深受器重，成为陈玉成部的掌书，掌管军队的文书、货物和薪水，后升为赖文光部的副将，领兵佐守蕲水。这优厚待遇，比考中进士还好得多、快得多。咸丰十一年（1861），英王陈玉成占据齐安，加固城墙，作为再次攻克汉皋的军事据点，后因李秀成进军速度缓慢，无法配合作战，而且作为天京北大门的安庆被围，不得不赶回援救。留守齐安城的遵王赖文光，随即遭到湖广清军的重兵围剿，又被湘军胡林翼、彭玉麟水陆夹击，形势危急。此时节，负责驻守蕲水的刘维桢，得到齐安被围、安庆被围的消息，判断形势不利于太平军，且明白陈玉成与李秀成不和，太平天国气数已尽，自己有机可乘，改换门庭，因此暗中派人到总督官文的行辕，表达投降之意，并谈好条件，一起制定攻占齐安城的计划。他率军到达城东的三台河对岸，利用曾任陈玉成掌书的便利，伪造英王文书，谎称前来增援，诱使赖文光派重兵出城，在三台河接应自己。清军在三台河附近的山林布局，随即予以围堵、伏击，而逃过长河的太平军，又遭到刘维桢部的夹击，致使赖文光部主力损失一万人，尸体浮满长河的河面，乃至阻塞河道。正因此处阴气太重，三台河后来一直成为齐安处决犯人的地方。
赖文光驻守城中，看见逃归散兵，闻讯大怒，却救援不得，很快在胡林翼、彭玉麟的水陆夹击下，丢掉军事据点，率残兵逃走。用齐安土话讲，这叫“扁担无蜡，两头失塌。”得知消息的陈玉成，被气得差点晕过去。1864年5月，西征的赖文光返回救援天京，与捻军张宗禹合作，在东归途中再次攻陷齐安等地，惜乎被围追堵截，无法东进。天京陷落后，赖文光组建东捻军，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神出鬼没，在齐鲁荷城击毙统帅僧格林沁，于1866年东突，再次攻占齐安等地，击毙总兵梁洪胜，令清廷大为恐惧，调令湘军、淮军精锐围追堵截，致使东捻军几次损失惨重。曾经驻守齐安多年的赖文光，对大别山根据地极其留恋，多次返回大别山修整部队，重新出发，最终在齐鲁寿光与淮军刘铭传作最后之决战，拼光家底。1868年1月，赖文光率领残部沿着京杭运河南下，在扬州被俘，旋即慨然就义。太平军另一悍将侍王李世贤，乃忠王李秀成之堂弟，在婺州建立钱江根据地，于天京陷落后，在湘军左宗棠的追击下，进入岭南，借宿于康王汪海洋处，竟然死于其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有两个重要人物乘船逃往海外，都活到光绪末年，享年80余岁，成为传说人物。一是赖文光的堂兄赖汉英，洪秀全妻弟，逃往香港，隐姓埋名，晚景凄凉；二是瑛王洪全福，洪秀全族侄，逃往古巴，后来成为洪门领袖，参加过羊城起义。
一个齐安男人害惨了陈玉成，而一个齐安女人帮助了陈玉成。英王陈玉成乃太平军后期的主要将领，与李秀成齐名，早年领导童子军，勇猛强悍，因翻墙夺得汉皋而成名。其结发妻子叫蒋桂娘，齐安麻城人，太平军将领之女，生于1845年，自幼习武，臂力过人，手提两筐稻谷，行走如常，且练就飞刀绝技，人称“双刀神女”。1854年，17岁的陈玉成率领500名童子军攀爬汉皋东门城墙，偷袭得手，而9岁的她加入其间，极其勇猛，引起陈玉成的注意。13岁后，她在坤妹营担任教官，是太平军后期的女将领。1860年，蒋桂娘15岁，嫁给英王陈玉成，成为其贤内助，婚后生下一子，取名陈天宝，住在安庆英王府。1861年，安庆被清军攻陷，她渡过长江，逃了出来，定居于金陵。1862年，一时受困的陈玉成，被暗中叛变的奏王苗沛霖诱捕于寿州，作为自己降清的投名状。因陈玉成名声很大，为避免生变，清廷很快就地将他凌迟而死，年仅26岁。蒋桂娘悲痛万分，逃出寿州，再次返回金陵，决心将陈天宝抚养成人。陈玉成的侍妾王氏和吕氏，均被清军抓获，因年轻貌美，均沦为清军将领的侍妾。反复无常的苗沛霖，只想在清军、太平军、捻军之间，寻求自己的军事利益，经营自己的苗家军，因而被视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割据军阀。他得不到清廷重用，心怀不满，翌年重新联络太平军反清，几乎被灭族。陈玉成评价他：“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苗沛霖还做了一件缺德事，是女俘换饷，将俘获的年轻女子们聚集一起，组织她们卖淫，面向社会，将所得大量资金充当军饷。一批女俘不行了，再换一批新的。
1864年7月，金陵天京沦陷，残部四处逃散，蒋桂娘女扮男装逃出。陈玉成旧部暗中护送母子，前往陈玉成老家桂州藤县，进入湖湘地界，传闻清军在桂州抓捕返乡的太平军，就抛下母子，纷纷逃走。蒋桂娘颠沛流离，吃尽苦头，担心回到藤县被抓，只能在所流落的湖湘资兴就地隐居，给大户人家打工，以此养活儿子。陈天宝长大后，药店当学徒，年近40岁时，娶本地武秀才之女为妻，可惜没有生养，遂再娶婢女为妾，于1902年生子陈慎初。五年以后，因积劳成疾，无钱治病，陈天宝与小妾先后病故。蒋桂娘独自将孙子陈慎初抚养成人，于1924年张罗婚事，随后有了重孙。1926年，蒋桂娘去世，享年81岁，临死前叮嘱陈慎初，有机会返回藤县定居，且不要忘记自己是陈玉成的孙子。1980年，陈慎初老人带着全家六口返回藤县定居，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电视剧《太平天国》中，充斥着各种奇特的三角恋情，而陈玉成被洪秀全之女和曾晚妹同时爱着，两个女孩都是虚拟角色。曾晚妹是名将曾天养的孙女，戏份相当足，对陈玉成死缠乱打，爱得轰轰烈烈。当陈玉成被清廷抓获、准备斩首时，她突然跳出来，跟他上演“刑场上的婚礼”，让曾国藩很感动。她的历史原型，正是蒋桂娘。蒋桂娘算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三个传说人物，而且是女性。
在所有投降清军的太平军将领中，刘维桢活得最风光，最滋润，也算是一个传说人物。刘维桢在取得三台河大捷之后，当即吃到了太平军的“人血馒头”，获得清廷蓝翎五品军功，并乘势四处剿杀，大肆劫夺太平军的军饷、库藏，用骡马运回自己老家。齐安、随州、德安等地府库的大量财物，都是陈玉成当时转移过来的，用作西征的资本，而这些军事秘密，曾为陈玉成掌书的刘维桢都知道。他不久被升为楚军忠义营记名提督（从一品），提督大部马步军，转至淮右、江左，围剿李秀成等人的兵马，浑身沾满太平军的鲜血。当初他如果没有被太平军俘获，此时节说不定依旧还在考秀才，是名副其实的老童生，因为清代考秀才极其困难。能够混成一品大员的进士，也属凤毛麟角。但是刘维桢治军松懈，纵容掳掠，便于自己暗地转移数不尽的江南财富，被清军称为“刘长毛”，因而在金陵被攻陷后，作为“贰臣”被列入首批裁军的对象，返归汉皋的新家，而且被赏赐了一大笔钱，作为遣散费和退休金，自然极其高兴，荣归故里。曾国荃在攻陷金陵后，亦大肆掳掠，将天王府的众多财宝和美女，偷偷用一些木船逆流运回湖湘老家，而曾国藩在奏折里谎称天王府财宝不知去向。刘维桢在齐安老家附近先后购买田地25万余亩，每年收租稞30万担，是著名的庄园主，同时携带儿子刘石清，在汉皋经营商贸业、金融业、交通业，拥有“七仓五典八商三船”，迅速成为齐安首富、汉皋巨富，且因是一品大员资历，在齐安、汉皋官场都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通吃。这里的“三船”指三条现代轮船，往返于齐安与汉皋之间，是长江中游航道上首批客运、货运的西式轮船，俗称小火轮，是传统的木帆船、楼船无法比拟的。其中，“东成”购于1890年，“宝清”“宝生”购于1909年。此外，为了积攒功德，弥补罪过，他极力兴办慈善事业，如兴建义学、社仓、善堂、义庄，铺桥修路，捐资赈灾，修建会馆书院。在湖广总督、巡抚以及齐安知府的支持下，他还出资重修毁于太平军战火的汉皋黄鹤楼、齐安东坡赤壁，率领忠义营官兵参与重修，减轻费用，加快速度，一时传为佳话。
他于同治七年（1868）出资修建的黄鹤楼，融合佛塔造型，三层八面，飞檐凌厉，极其豪华气派，被称为“同治楼”。他为黄鹤楼题写楹联：“襟江带湖，撑天拔地，喜者番古迹重新，独当半壁；望云招鹤，载酒题诗，愿从此斯楼无恙，永镇中流。”遗憾的是，这座木质结构的江南名楼，只使用了16年，于1884年毁于一场大火，只留下一座攒尖铜屋顶。其事故原因极其意外，是旁边油条早点摊不慎失火，引发火灾，而且江畔渡头的其他房屋建筑，皆焚毁一空。几年后，张之洞准备用汉皋钢铁厂的钢铁，建造一座铁质的黄鹤楼，并画好图纸，但因兴办工厂太多，亏空太大，建楼计划流产。刘维桢居住在汉皋粮道街一带的豪华私家别墅里，娶了10个如花似玉的小妾，整日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他还是汉皋胭脂巷等处青楼的老顾客，不断寻求新的刺激，而名下众多的产业，自有众多的属下去打理。那些花不完的钱财，据说被埋藏起来，分散在其齐安老家和汉皋住所的99个隐秘之地，在他死后，大多不知所踪。
1902年，刘维桢捐资白银10万两，支持张之洞在省城兴办新学，被张之洞奉为上宾。他又亲赴京城，捐资10万两，慰问西狩长安的两宫銮驾回京，被慈禧亲赐“乐善好施”匾额，御封“提督军门”，加尚书衔。这些待遇只会引起两广总督、荆江巡抚对自己更加敬重。当时，在西逃和东归的途中，慈禧以手头紧缺为由，沿途大肆敛财，使得周莹、乔致庸等北方巨商闻风而动，送去白银10万两至30万两不等，得到类似嘉奖。刘维桢闻风而动，自然不甘人后。他活脱是金庸笔下韦小宝的原型，是中国历史上的善始善终的巨商之一。他于1905年去世，享年83岁，妻妾们都返归齐安扬鹰岭村居住，相安无事。他著有《重生诗草》《梦游诗草》，留有名言：“富贵者，草头之露；名胜者，长江之水。水长流而不竭，露一晞而无余。人生天地间，知岁月之几何，但免饥寒，何必留盈余以疲心力而累子孙。”其子刘石清继承了他的产业，依旧是齐安首富。1906年，日知会革命志士吴贡三印刷《孔孟心肝》，缺乏足够费用，特去扬鹰岭村向刘石清化缘，而他表示支持革命思想，慷慨捐出白银150两，并承诺但凡运输书刊等宣传品到汉皋，一律免费乘坐刘家客轮。自此，吴贡三如鱼得水，写书、编书、印书频繁，革命活动极其活跃。吴贡三等人被捕后，刘石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生意越做越大，又购买了两艘西式轮船。1928年，扬鹰岭村发生万人农民暴动，建立齐安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对附近村镇的一些地主奸商进行严惩，没收财产，开仓济贫，开出罚单，而被罚地主里有刘维桢的后代，且似乎乖乖交钱交粮，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没有被游街示众。
1934年，荆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孔庚的汉皋别墅，发生盗窃案，却震惊世人。深埋其后院土中的金银被雨水冲出，被邻居彭氏兄弟挖出来二十箱，偷偷运走，连夜到长江边坐船，前往申城。孔庚闻讯，才知自家是刘维桢旧居，藏有宝藏，迅速在后院再挖出两箩筐金银，并报案。但是，彭氏兄弟将所得金银一半藏进申城租界，一半贿赂政界，以求脱身，使得此案不了了之。这样的结果跟1928年孙殿英的清东陵盗宝案有些相似。1941年，日寇侵犯香港，扔下很多炸弹，而彭氏兄弟全家躲进防空洞，均被炸死。
刘维桢最初倒戈时，所属亲信部众一起降清，其间有营官谭祖纶，湖湘衡阳人，裁军时，仍留军中，其后参与剿杀捻军，战功显赫，升为从二品副将，镇守齐安，时常贪墨军资，生活奢华，娶妻妾十几人，赛过刘维桢。其同乡张清胜同为刘维桢亲信，与谭祖纶素来交好，一起览赤壁，游长江，逛青楼。裁军时，他被迫归乡，娶妻生子，生活艰难，后得知谭祖纶在齐安，遂率家人来投，被用为哨官。谭祖纶见张妻面容姣好，性格娴静，经常安排他出差，一去数月，而自己反复纠缠其妻，一亲芳泽。张妻迫于压力，多次幽会委身，因无剧烈抗拒之意，使得谭祖纶得寸进尺。为纳张妻，永久霸占，谭祖纶伪造借条，迫使张清胜以妻抵债，且余债甚多，逼张清胜退走。张清胜怒而控告旧友，府里不成，再转省里，但谭祖纶得到刘维桢的庇护，巡抚因此置之不理。适逢湘军统帅彭玉麟巡视长江水师，驻跸汉皋，因自己到过齐安，熟悉内情，对此事纵有不满，亦无法插手。谭祖纶因感有失体面，杀心顿起，派人将张清胜推入齐安城外长江淹死，极其嚣张。彭玉麟得知后大怒，决定介入，令人抓住谭祖纶，至汉皋公审，就地正法，引得几万人围观。这是当时引起省城轰动的“杀友夺妻案”，包含艳情、夺妻、反目、凶杀、清官诸要素，情节曲折，荡气回肠，被《汉皋报》炒得沸沸扬扬，民众争相购阅。此案类似晚清的“张文祥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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