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朋友探讨我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后续案件时，我觉得有点挠头了。
前次在海淀法院开庭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来了人两个出庭，一个是出版社法律事务部的主任，一个是出版社法律事务部的员工。
主任是老朋友了，认识十多年了，以前曾做过配合他们打假的工作，也曾讨论过有效打击盗版的事情。所以，和他对簿公堂，有点不适应。幸亏他带着一个人，这应该是一个新员工，我不认识。
庭审中，他发言中规中矩，维护出版社的利益，但用语很客气。
我能体会他工作的难处。
有一次，我和一个出版社负责打假的聊天。他说最近考虑辞职，至少要换个工作岗位，因为打假工作压力太大了。主要是这个压力不是来自出版社外部，而是来自出版社内部。
他说去一些偏僻的印刷厂打假他都不怕，但是对于出版社自己的渠道就难办了。因为发行部主任不高兴，那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去渠道内打假等于是打他的脸。虽然他知道大的盗版书都是通过专业渠道销售的。
我当然理解他说的这一切。
我曾经质问过一个发行部主任：你为什么三番五次为销售盗版图书的书商开脱？他无语。
还听说过一个笑话：某出版社的代理大面积涉及销售盗版图书行为，但该出版社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在该社的年度评比中，发行部主任获得打击盗版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而真正配合侦破案件的维权部门反而无缘此奖项。
我和出版社的纠纷其实很简单，就是是否履行协议的问题。协议在，事实也在，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闹到上法院，出版社是否有难言之隐？但是出版社输了官司的话，法律事务部要承担什么责任？
我想起一个经历。那是参加处理一个意外纠纷，涉及多个企业和部门，其中最大的是一个国有上市公司。那个公司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党委书记亲自参加，还带着企业的法律顾问。
我主持会议。因为涉及的单位多，我们首先统一讨论问题的标准，一致决定要尊重法律而不是以企业大小来决定，意思是这次会议讨论法大于权。各家代表纷纷发言代表单位表达自己观点，到了讨论的尾声，我请那个法律顾问做最后总结发言。
他是法律科班出身，水平确实很高，几乎每一个结论都附带着相应的法律依据。在他发言结束后我问他，他的意见是否能代表公司意见。结果他下意识地将头转向党委书记说：“我说的不算，要听书记的。”此言一出，大家哄堂大笑。
所以，尽管走进了法院，最后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案件能否顺利推进还值得商榷，因为出庭的是法务部门，有一些事情是无法决定的。前次海淀法院庭审结束时，法官曾问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法务人员能否接受调解，他们回答是要向社领导汇报。
因此，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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