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二三 写正史的工科生】
文：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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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议和始末
提起明末，许多读者莫不悲叹交加，常常哀叹朱由检身不逢时，勤政勉国却落得自缢殉国的下场。可崇祯一朝十七余年并非毫无翻身的机会，即使内有农民军四起，外有清军铁骑扰边，但在朱由检和朝臣兢兢业业维护王朝的治理下，崇祯中期甚至一度出现中兴迹象，然而这好不容易才攒出的一手好牌最终却被打烂，其主要原因便是“攘内必先安外”的正确政策未能实施。
朱由检继位之后不足三月，便以雷霆手段铲除了把持朝政数年的魏忠贤一党，致使朝堂气象一新，既建立权威、收回权柄又快速稳定了人心。而后不久，明朝半个世纪积攒的毒瘤终于爆发，在中国北方再次大面积大旱的背景下，崇祯元年由陕西爆发了整个北方农民大起义。
崇祯二年，清军方面皇太极在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无后顾之忧时，改变战略率军绕道蒙古突入京师，此举对于刚刚组建的崇祯朝廷来说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崇祯一朝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展开。
朱由检虽向群臣展示出这个少年天子异于常人的雄心和决断，在这种纷乱时局中满心想将明朝脱离死亡的边缘，但其性格能力却难以拯救极速恶化的形势。
崇祯八年十月，农民军在河南荥阳会师后突破官军防线，攻克大明龙兴之地凤阳，焚烧掳掠皇陵，明廷举朝震动，迫使朱由检痛下罪己诏。
崇祯九年六月，皇太极领兵十余万绕道蒙古突破长城喜峰口，入关直逼京师，“凡五十六战皆捷,共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六”，明廷上下为其撼动，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
崇祯十年二月，清军攻占朝鲜后迫使其成为附属国，再加上毛文龙死后东江镇的溃散，至此，明廷在辽东一带除关宁锦防线已无任何牵制清军的势力。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朱由检火速提拔正处丁忧的杨嗣昌继任兵部尚书一职，依托其制定的一系列举措迅速稳定了局面。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汉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
1、“攘内必先安外”的提出
杨嗣昌是协助朱由检带领明廷走出困境却又陷入难处的具有极大争议的人物。
朱由检在崇祯四年即将处死时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时，便发现了其子杨嗣昌有才有骨气，随后不仅免了杨鹤死罪而且多次留意关照杨嗣昌。
崇祯七年九月，便将其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不久杨鹤病死，杨嗣昌辞官归乡丁忧。但此后不久，毛文龙曾经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引导金军进攻山东半岛等地，塞外漠南蒙古十六部也与后金盟誓，共尊皇太极为汗。
内忧外患之际，时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九年十月朱由检便迫不及待的起用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甚至常叹“用卿恨晚”，一切军政事务都会听取杨嗣昌的意见。
杨嗣昌也没有辜负朱由检的期望，上任后便一心为国建言献策，提出了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来清剿农民军，同时又提出三点规划来保障剿匪事业的成功进行：
其一为大政方针：攘内必先安外。主张与后金议和，调集精锐解决内部叛乱后，再与后金决战：
其二为解决实际军需：足食方能足兵，采取采取因粮、溢地、事例、驿递等四个途径筹措军饷：
其三为制止流民成贼：保民方能荡寇，下令各州郡县训练兵士守卫本土。
这几项政策虽然难免有一番书生意气，如限期限域围追堵截农民军就使得大量将领军士苦不堪言，但正因如此却也收到了极为突出的成效。
崇祯十一年二月，长期流窜于湖广一带的张献忠和刘国能等部，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向官军投降。
崇祯十一年十一月，孙传庭将李自成打败，其落魄到仅剩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区之中。
明廷在杨嗣昌的主持下，取得了这一系列的胜利，将农民军逼入绝境，剿匪事业可以说已经取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了，明廷崇祯一时中兴迹象已显。
但真正的成功是必须是百分之百，只需百分之一的不足便能导致失败，而正是这个百分之一导致“攘内必先安外”政策实施的失败。
▲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一字子微，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中国明朝后期大臣、诗人。
2、议和之举的可行性
杨嗣昌虽然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经验，而且后期亲自围剿张献忠时也是昏招连连，其能力和性格广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杨提出的“攘内必先安外”政策对于当时的明廷来说是极为正确而且是必要的。
今人能够意识到明廷当时改变“两个拳头打人”、与清议和的重要性，可当时有部分明廷官员却将议和之举喻为北宋与金屈辱求和，有辱国体而且对国家是灾难。
时任翰林院编修杨廷麟上书警戒到“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埙命”，将坚决反对议和的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等比喻为李纲、宗泽等北宋名臣，影射杨嗣昌等为耿南仲、汪潜善这一类的投降派。
然而当时形势并非如此。
要明确的是后金自然想取代明朝，主政中原，而明廷也是极力想消灭这个边境上的大患，但双方都没有绝对的实力在短期内消灭彼此。
天启年间后金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两次围困宁远最终大败而归，努尔哈赤也为此郁郁而终。
后金自知无法突破关宁锦防线，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一年近十年间，改变策略劳师动众不远千里绕道到蓟州，突破蓟州北边长城防线，包围京师，虽然造成了明廷极大的震撼和损失，可仍然无力取缔明廷入驻中原。
而后金国内经济衰退以及动荡等不稳定因素也无法支持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后来崇祯十一年清军（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也只能选择重新从锦州方向进攻。
清军虽然军事力量上在局部对于明廷占据较大的优势，可多次进军也无法一举灭亡明廷，而且这种军事对持相耗的局面对其来说极其不利，因此清军也多次积极寻求与明廷和议，换取时间和利益积攒实力。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2月21日—1626年9月30日），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皇帝，通满语和汉语，喜读《三国演义》。
崇祯元年，皇太极就与袁崇焕多次接触，表示愿意“去帝称汗”,并请明廷“制印给用”，虽有迷惑袁崇焕之嫌，但其议和之心不假。
崇祯五年，皇太极继续派人从大同府联系明廷，声称“我非欲取大位得天下也,所以兴兵,盖欲尔察知其故”，意指效仿俺答汗以武求和，同时表示“惟愿两国和好,财物丰足,互相贸易,各安田猎,以乐太平”。
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时，当朱由检听从杨嗣昌“攘内必先安外”的建议后，派遣使者周元忠试探清廷口风，皇太极对其极为礼遇。
由此可见，此时的大清对议和之举相较之于明廷更加迫切。
对于明廷而言这一暂时和议是解决边患，减少辽饷压力，腾出财力兵力解决内部农民叛乱的大好时机，在当时也是得到一批有识之士的认可。
同时大明与清和谈性质上并非南宋对金国称臣、割地、纳贡等耻辱性不平等议和，“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既贡且市,则非征战矣”，明廷上下也并不承认这是两个国家间的协商，而仅以“议抚”和“议款”等词冠之。
而且清廷方面也从未以胜利国的姿态来面对大明，据《东华录》记载，皇太极曾给予书信给明廷边臣“和事成后,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和好若成,即普天之下,尽为尔朝廷所属矣”，完全是一副求和的态度，哪有半分凌辱之意。
因此，对于明清双方而言都有议和的基础，也有议和的必要。
在双方都无法迅速消灭彼此的形势下，议和对于双方而言也是最好的局面，可历史的走向却与人们的完美设想脱离了轨迹。
这种明清之间完全不同于后人印象的主次态度是基于当时双方对彼此实力的忖度审视和判断后所作出的结果，然而也正是这份判断断绝了双方的议和之举。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1.28—1643.09.21），即清太宗，又译黄台吉、洪太主，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清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后金第二位大汗、清朝开国皇帝。
3、议和失败的原因
崇祯十一年春，太监周起潜派遣属下周元忠赴沈阳商议和谈之事。
崇祯十一年五月三日，朱由检在中极殿以殿试的形式召集群臣议事，杨嗣昌便借由天象变化之名正式提出对清议和。
此言一出，便引起满堂朝臣激昂议论，但在朱由检尚未明确表态而私下支持的情况下，虽时有攻讦，但议和一事也在坎坷中展开。
但随着当年三月张献忠的投降以及十一月李自成败逃，朝臣们之间关于议和的政治风向便发生了极速的变化。
以少詹事黄道周为首的言官迅速发起对议和一事的攻击，“无论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之师,何处可撤?而邃谓款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同时，当时明廷极为倚重的山西、宣大总督卢象升也极力反对议和之举。
反对派主要认为清军不可信，给予清军“抚款”求和只会羊入虎口，双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其次议和后撤边军入内剿匪更不可举，担心此时清军趁虚而入；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便是在剿匪形势一片大好的局面下，众多大臣以及朱由检本人都觉得农民军已无须过多担心，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清军而不必求和。
正是在时局形势的误判，朱由检议和之心发生了动摇，在犹豫中想继续观察形势发展而搁置了此事。
清军见明廷数月毫无动静，妄图以战逼和，于崇祯十一年九月兵分两路南下入侵，皇太极率领偏师进攻锦州来牵动辽东守兵，而另一路主力突破长城防线。
时任蓟辽总督吴阿橫不敌力战而死，京师再次戒严。朱由检启用正处丁忧期间的主战派卢象升率军迎敌，十二月中旬却因与高起潜配合不周，孤军被围奋战而死。
崇祯十二年正月，因杨嗣昌对形势的错估导致山东首府济南在内的十八城被清军攻陷，明廷损失极为惨重。
在这种恶劣形势下，明廷只能调集正在陕西、河南一带剿匪的洪承畴、孙传庭等率军入卫，与清议和的愿望也就彻底破灭了。
▲松锦大战，又称松锦之战、松锦大会战，由皇太极发动，明清双方投入十几万大军参战，从公元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清军围困锦州城起，到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松山城被清军攻陷，明军主帅洪承畴被俘止，战争共经历了两年，以明军惨败告终，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只剩三万残军跟随吴三桂退守宁远，之后明朝在关外的城池悉数陷落，仅剩孤城宁远。此役是明清双方最后的关键战役，以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
崇祯十二年三月，入关的这路清军在烧杀掳掠大半年后方才扬长而去。
杨嗣昌立即采取“练兵练饷”的举措，在这种大练兵、“收铜募钱”筹饷的形势下，虽然百姓怨声载道，但明廷又快速在各地集结起三十二万防战之兵。
同时在剿灭农民军战争中洪承畴等人展示出过人的军事实力，给朱由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农民军形势低迷的幻象下，同时也是出于报复清军、解救锦州的目的，朱由检便酝酿着与围困锦州的清军进行大决战，妄图一劳永逸的解决边患。
崇祯十二年初，朱由检调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统领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八总兵，九边精锐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援赴锦州与清兵会战。
松锦之战的结果大家都已熟知，此战之后，明廷精锐尽失，崇祯一朝十余年苦心孤诣而开创的大好局面就此破碎，大明再无挽救之机。
毫无疑问，拒绝与清和谈是崇祯朝最大的失策，这一政策的失误朱由检难辞其咎。朱由检虽有意议和，可在商议之中为避免留下污名，竟无支言片语支持议和，给群臣留下了不愿议和的印象，卢象升也正是在揣测圣意之后才敢誓死反对。
而后松锦之败后，派遣兵部尚书陈新甲赴清求和遭到群臣反对，竟不惜杀陈新甲以平众议。
更令人愤怒的是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报复和谈失败、大肆劫掠而去时，朱由检才意识到失策，却毫不反思自己的过错，竟痛骂“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将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向群臣。
卢象升之枉死，杨嗣昌之惨没，陈新甲之冤死，洪承畴之败降，无不皆因朱由检失措而成，有君如此，大明之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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