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世界三大饮料,居然都是苦的。可可、茶和咖啡,溶解在水中,都会释放出不同程度的苦味物质。十六世纪上半叶,可可从亚马逊平原传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传到现在巴西南部的地区。当地人把可可的种仁敲碎,制作成一种叫做“巧克脱里”的饮料。而“巧克脱里”就是“苦水”的意思。
茶在中国发源时,最初是作为药用的。据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后来僧人们发现这种又苦又涩的玩意儿可以用来提神,有助于参禅打坐,于是饮茶之风在僧侣间流行起来。
咖啡当然也是苦的。其苦味程度比起可可和茶还要厉害。问题是,这些明明喝起来又苦又涩的东西,最初是怎么流传开来,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以至于有那么多人离了它们就觉得生活寡淡无味?说不定,咖啡的好喝,就在于它的难喝。就像人生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比起短暂的欢愉,那些苦过之后的绵长回味更令人念念不忘。
但是,这本叫做《咖啡苦不苦》的书,写的不是咖啡,而是咖啡馆。作者陈丹燕是一个上海作家,也是国内最早的背包客之一。早在1990年代,她就开始一个人背着包,满世界乱窜。在旅行中描绘世界和剖析自我,是陈丹燕持之以恒的事情。后来她出了一套《行走时代·陈丹燕旅行文学》书系,《咖啡苦不苦》是这套书系的第二本,写的是她在世界各地游历过的各色咖啡馆。
据说,是埃塞俄比亚的牧羊人发现了咖啡豆。但咖啡馆却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十六世纪时,这种闻起来喷香喝起来苦涩的饮品从非洲传到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流行开来。土耳其咖啡馆从两个叙利亚人手里开始,那时并不叫咖啡馆,而被人称为读书房。它提供两样东西:咖啡和书籍。那时人们去咖啡馆是为了读书和做学问。所以那个时代的咖啡,被奥斯曼人称为“思想家的牛奶”。
因此,陈丹燕在前往伊斯坦布尔时,执意要去找那家“君子们咖啡馆”,因为这个咖啡馆据说是建立在16世纪旧咖啡馆的原址上。500年前,伊斯坦布尔还不叫伊斯坦布尔,它那时叫做君士坦丁堡,是“永恒之城”的意思。500年后,咖啡已经流传到了世界各地,全世界的人都在喝过滤咖啡,而土耳其人仍旧坚持喝带渣的咖啡。他们用专门的小铜盅把咖啡连渣煮开,死活不肯用牛奶弄脏咖啡。他们要坚持做一个咖啡原貌主义者。
在陈丹燕所描绘的这十几家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咖啡馆里,有几家令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个作家,所以她当然要去巴黎的双偶咖啡馆。在巴黎成千上万家咖啡馆里,双偶上了各种语言的旅行指南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在巴黎文学圈,甚至还设立了一个文学奖,就叫“双偶”。
其实,那“双偶”,就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着中国清朝的服饰,留着奸诈的八字胡。那时候在巴黎,许多艺术家和作家常常去咖啡馆里读书、写作、会朋友、高谈阔论、胡说八道。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大早就来到这里,帮着酒保一起放下昨晚翻起放在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开始写作,就像海明威在巴黎那几年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
这样的人想必很多。这样有才华的、或者觉得自己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没有足够钱租一间有暖气房子的年轻人,他们在咖啡馆里冥思苦想,抓耳挠腮,或者盯着边上坐着的年轻姑娘寻找灵感。但是后来这些年轻人大多都不见了。海明威成了大名鼎鼎的作家,而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后来海明威把他那些在咖啡馆里饿着肚子写作的生活称为巴黎“流动的盛宴”,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没有扛过那场饿肚子的盛宴,终究还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连巴黎的警察也学会了对那些整日泡咖啡馆的人不那么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在柏林的雄鹰咖啡馆,有另外一种人生。雄鹰咖啡馆与柏林街巷上那些咖啡馆不同的地方,是它坐落的那条街道,那是西柏林紧贴着柏林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它是1989年柏林墙倒掉以前,离柏林墙最近的一家咖啡馆。
现在,柏林墙已经倒掉了,它变成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两层博物馆。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正中,还竖着美军用英文、俄文、法文和德文写的警告牌:“你正在进入美国占领区,禁止携带武器,遵守交通规则。”
“我们的确是当时里柏林墙最近的咖啡馆。”雄鹰咖啡馆的招待告诉陈丹燕。那时候,东柏林没有资产阶级腐朽的咖啡馆,只有饮食店和面包房。在东边有一大块空地,从东柏林逃亡到西柏林的人,很多都被击毙在那块空地上。“我们的生意一向都很好,”招待接着说道,“从东柏林回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到我们这里来坐下,要一杯热咖啡,长吁出一口气。”
而这本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那家圣彼得堡的无名咖啡馆。那是一家很小的咖啡馆,开在一栋大房子的半地下室里,门上什么标记也没有。在一个阴雪的下午,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匆匆走过,他来到一扇落了些灰的门前停下,推开门,走进去。要不是碰巧跟在这个男人后面,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旅行者,永远也不会找到这样一家本地人去的咖啡馆。在这家小小的无名咖啡馆里,一屋子的人都各自安静守着面前的咖啡,不说话。亚麻色头发的俄国人,微微倾斜着长眼睛,这是个非常善于表达忧伤的民族。柜台上的女人用手托着脸,看着窗外。
窗外下雪了。普希金广场上行人稀少,大街上到处都是紧闭的大门。荒凉的大街上拉着一条不太亮的霓虹,写着“回到1700”,在那个时候,圣彼得堡算是东欧最伟大的城市,彼得大帝的首都。
后来,沙皇一个比一个残暴无能,社会动荡,许多人被杀。
然后革命来了,更多的人被杀。
然后战争又来了。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被德国法西斯围困九百天,严寒,封闭,没有食物,全城的人死去大半也不投降,直到德国人自己在冰天雪地中崩溃败走。
再然后,革命走了,经济萧条又来了,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街口站着失业的男人,失去苏联时代政府养老金的老太太伫立在风雪里,要卖掉手里托着的几个西红柿。
可它仍旧是令人心爱的国家。尽管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都失落了,可外面下着的雪,俄罗斯的雪,毕竟是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赞美过的雪。在那个阴雪天气的下午,有人坐在窗台前的地上吹口琴,长头发、大胡子,天色阴冷,琴声呜咽。在这寒冷而动荡的国家里,靠着暖气片坐着,手里握着一杯热腾腾的糖水,如此的伤感和温暖,大概只有孤独的异乡人能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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