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多年前就听闻《菊与刀》这本书，在我朦胧的印象里，它还属于认识日本的必读经典。抱着读经典的心态，最近终于将此书摆上了案头。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部从书名来看就充满浓浓的日本气息的作品居然是由美国人写成的，而且还是美国知名女性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一书的写作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4年6月，美国刚刚开始了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在此之前，美国人已经在战场上领略到了日本人的厉害，再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开展全面反攻的同时，他们也急需了解对手究竟会有怎样的打算？如果不进攻本土，日本会投降吗？要轰炸日本皇宫吗？要对日本实行永久性军事管制吗……
带着这些问题，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研究日本的课题任务，从人类学家视角出发，通过面对面接触日军战俘和美籍日本人、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看日本拍摄的各种电影以及请教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等多种研究方式，系统而又客观地记录了下了有关日本人的方方面面。
不知为何，在读《菊与刀》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跳出日本经典童书《可爱的鼠小弟》里面的台词，诸如“真的很难呀”“真的很复杂呀”之类的表达困惑的话语。直到把整本书看了两遍之后依然觉得云山雾罩，我才明白脑海中的潜台词是“日本人真的很难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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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难懂在于他们是充满矛盾的。就像菊与刀，一个代表着日本天皇的族徽，是高贵美丽的象征；一个代表着日本武士文化，是武力和权威的象征。日本人一方面生性好斗，另一方面又非常温顺；他们黩武却又酷爱美丽；自负桀骜却又文雅守礼；顽固不化却又狡黠善变；忠贞不二却又容易叛变；勇敢又怯懦；保守又渴望新潮……这么多互相矛盾的品质集中在每个个个体身上，并且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人格特征，想想都觉得可怕。也正因为如此，理解日本人是相当费劲的。
在读《菊与刀》之前，我对日本及日本人的认识是零碎且浅显的，不外乎历史教科书里死记硬背过的东西。读完《菊与刀》，虽然不能说完全读透，却也梳理出了几个重点，这些因素也是“日本人之所以成为日本人”的原因。
皇室标志（菊花图案）
（一）牢固等级制度
日本人信仰秩序和等级制度，就像美国人信仰自由平等一样。多少世纪以来，日本人已经习惯并广泛接受了不平等，“各就其位”的等级制度在他们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从整个等级体系来看，日本封建时代严格遵循着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庶民（农民、工人、商人、贱民）的等级划分，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行事规则，绝不越位。
尽管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西化，等级制的层级也有所简化，等级的观念却始终存在。在等级制的顶端，天皇在日本民众心中始终是神一样的存在，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即便天皇并无实权，他却是民众绝对效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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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的家庭中也有等级制的痕迹。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就是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来区分个人等级。在长者隐退之前，其他人必须服从命令。长兄的特权与父亲无异，是父亲的继承者。妻子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女孩被要求礼让兄弟。
日本人信赖等级制，是因为他们深信，细致和繁琐的等级制度就意味着安全和稳定，只有在规定的范围内，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值得信赖。
为了能让世界各国都各归其位，日本人试图将本国的等级制强行推广到全球，比如打着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殊不知，等级制是一个国家固有的东西，绝不是能够随意输出并加以利用的玩意儿。日本人认为这是在造福别国，但在别的国家看来，那些漫无边际的主张简直狂妄至极，令人愤慨。
由此可见，等级制对日本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甚至一不小心还会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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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敏感的“负恩”情怀
对于一般人而言，接受别人的恩情可以是十分坦然的，也可以是万分感激的，但绝不会感到不适甚至愤怒。日本人却颠覆了一般人的表现，认为负恩就跟欠债一样，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他们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哪怕是一支烟，如果递烟的人跟自己并无交往，接受这支烟都会感到诚惶诚恐，相当不安。
就像还利息一样，时间愈久，恩情就越重。对日本人而言，负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一种善行。对于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除了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之外，也必须对天皇无限尽忠，甚至不惜献身。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则要用无限的孝心来报答。但是对于其他的人情债，则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等的数量上进行偿还。也就是说，滴水之恩只能滴水相报，如果涌泉相报反而会让日本人感到难堪。
日本人对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敏感，以至于施与恩惠的行为都必须谨慎行使，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伤及负恩者敏感的心灵。
日本武士刀
（三）沉重的“道义”负担
“道义”一词是日本特有的东西，在英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在中国也找不到与之想吻合的概念。按照日语辞典的释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而承受一些义务或不情愿的事。
“道义”跟“负恩”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会让负担者感到不愉快。在偿还的时候，都存在等量关系，逾期未还还会像产生利息一样不断增长。
“道义”的范畴分为对社会的道义和对个人名誉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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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的道义，即对社会普通大众的报答之情，比如对配偶的亲属及亲属的配偶的道义、对主君及武士的道义。这种道义要求岳父有困难的时候，女婿必须借钱，否则就会遭世人谴责“此人不讲道义”。
对个人名誉的道义，则要保持自己的名声和名誉不受任何玷污和诋毁。在日本人看来，为了洗刷名誉而复仇的行为不但不属于侵犯行为，反而是一种美德。日本人对名誉的重视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特别是专业人士，为了避免失败和不足导致名誉扫地，宁愿死撑也不认输。比如，教师即使不知道青蛙的属科，也要装作知道；企业家明明濒临破产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外交官也不能承认外交方针的失败。
所以，在日本，千万不要当面指责某人犯了专业上的错误，这是一般的礼节，也是一种明智的态度。若是不小心触碰了日本人誓死捍卫名誉的敏感神经，说不定哪天就会遭到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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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善变的道德观
前面就已经提到日本人是集多种矛盾个性为一体的民族，这种矛盾也必然导致日本人是善变的。
公元七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引进中国的伦理体系，日本人十分看重的无条件的“忠”和“孝”原本都是汉字。但是，中国人认为忠孝都是有条件的，在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尚的道德，那就是“仁”，“仁”是忠孝的前提。
遗憾的是，日本人从未接受“仁”这一前提条件，中国伦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美德被日本贬抑得一文不值。也正是由于日本缺乏以“仁”为前提的道德判断标准，所以，日本的忠孝是可以任意适用到截然相反的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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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人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但是天皇的广播一宣布投降，“忠”的含义就不一样了，日本人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立马缴械投降，表示愿意与外来者合作。
又比如，对主君的“道义”就是尽可能地忠诚，但是如果主君侮辱其家臣，则家臣就算叛乱都不过分。
日本人的善变还与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在日本，老人和小孩是最自由、最任意的，小孩长大了约束就多了，结婚前后个人自由度最低。日本人的壮年时期一直保持着这种低潮，六十岁后才可以像小孩一样不用烦恼、不怕丢脸。童年时期的为所欲为与成年后的束手束脚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日本人既可以浪漫地谈恋爱，又能对家里安排的婚姻言听计从；既可以彬彬有礼，又可能桀骜不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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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本人的矛盾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当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时，不会像常人一样感到精神上的痛苦。
1945年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总司令部在保存天皇制、不追究天皇责任的客观条件下，对日本政府进行改造，包括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及确立现行日本政府组织架构的基础。
虽然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式完全不同于对德、意的处置，但事实证明，这种利用日本政府自己整顿自己、美国只提供意见的处置方式相当成功，日本不仅没有发生战后骚乱，还很快恢复了经济发展。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充分认识天皇制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尊重日本的自主性（名誉和面子的体现）密切相关。
麦克阿瑟和天皇
至于日本未来的发展走向，也许每个读《菊与刀》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猜想。如此矛盾又多变、敏感又记仇的日本人将来究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根据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判断，日本的行动总是视情况而定。如果可能，日本会在和平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如果不行，他们会再次加入武装阵营。
所以，未来的日本一切皆有可能，唯有知己知彼，才能灵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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