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小梅回家后，我并不想回家，便去南门溜达。我骑车的时候爱思考，脑子里一直在想，这巴掌挨的值不值。要说值吧，自打六岁那年，我拿大铁锁，砸死了家里的小鸡，爷爷给了我一巴掌后，再也没人打过我嘴巴；要说不值吧，小梅的屁股，手感还是很好的，紧实又润弹。思来想去，没有头绪，越想越乱。忽然，不远处马路边的嘈杂，打断了我的思绪。稍近一些，发现是两拨人，一拨人约莫二十来人来人，另一拨人约莫十来人。两拨人面对面站着，各有一个头儿站在最前面。细看，二十多人的头儿，竟是蒋明。我停下车，站在马路对面梧桐树的树影里。但蒋明还是发现了我，他朝我昂了一下头，潜台词是：“兄弟，瞧好了吧，今晚就是我登上南门扛把子的日子！” 我知道，他不会叫我过去，也不会把我牵扯进去，便点起一根烟，放心的在马路对面看着。
蒋明说话很大声，五个字里至少有一个脏字，这点让我很佩服。因为从语法上讲，脏字是形容词或者语气助词。五个字词里面就有一个形容词或者语气助词，这样的配比是很难造句的，基本上是词不成词，句不成句。但蒋明不仅能以此配比遣词造句，并且能准确明了地表达自己的中心思想，适当运用语音语调的抑扬顿挫进一步传达自己的情绪，还基本没有语病，让人叹为观止。举例如下：去你马勒戈壁，你个吊毛算鸡巴老几！比起蒋明的语言天赋，他的肢体语言更加丰富，手持大铁棍在空中胡乱挥杵。显然，对方被蒋明的气势压迫住，终于怂了下来，一个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叫了声“明哥”，然后悻悻的离开了。这场定乾坤的架能够轻松拿下，主要归功于两方面：一是，蒋明的大铁棍与大嗓门；二是，对方的人识数：正常情况下，十几个人是打不过二十几个人的。就这样，蒋明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南门扛把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常去找蒋明，也经常去找小梅，我和他们又频繁接触起来。蒋明总是跟我讲，做扛把子非常幸苦，别看表面多么风光，但责任非常大。每天害怕小弟们不闹事，如果不闹事，他这个扛把子就做的没啥意义。但又怕小弟们闹出大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牢饭。我跟他说起小梅，找天我们四个聚聚。他说，不如我们四个单独成立个帮派，正好四个人，正好也有个女的，就叫四人帮。我不同意，第一，四人帮四个人都是叛徒，叛徒是帮派的大忌；第二，江青结了五次婚，我不会让小梅结五次婚的，最多两次，第一次嫁给一个富二代，第二次，带着富二代一半的财产嫁给我。蒋明说，结婚太麻烦了，我会直接收富二代做小弟，他一半的财产要充公，用作帮派运作。
我跟小梅的关系又重回正轨，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算男女朋友，但又绝对不属于普通朋友。我们总是晚上去逛扬子公园，每每走到草地旁，我们总要坐下来，说一些没羞没臊的话。有时候，我用双手在她身体非战略性地带摸索，并说：“我要用嘴唇在你的乳沟上刻上四个字：到此一游。”小梅说：“下流！” 我说：“好，<下流>这两个字也刻上。”但是，每当我想从非战略性地带向战略性地带挺进时，小梅便不答应了，会把我推开。所以，我也从未真正得手。
转眼到了6月，天也越来越燥热。又一日，我去接阿呆下晚自习。那晚，阿呆的话很少，我的话很密，絮絮叨叨说个不停。我跟他讲，蒋明如何当上南门扛把子，最近我和小梅做的进展，就快挺进战略性地带了。但阿呆一反常态，对我说的内容不感兴趣，并不搭茬，这让我很扫兴。快到工农桥时，阿呆说：“还有一个月就高考了，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人连蹲坑，吃饭，走路，骑车都在拼命看书学习。” 我说：“蹲坑，吃饭，走路在看书我相信，骑车看书我不信。” 我说完，阿呆便停下，从书包里拿出一本单词书，右手单手把着自行车把，左手拿着书，就这样骑车往前走，一会看书，一会看路。我内心叹道：牛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有个词叫“内卷”，学生高考之间的竞争，用内卷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不过我没想到，已经内卷到了如此地步。骑到工农桥上时，我们都停了下来，阿呆忽然说：“我7月初高考，高考前，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我万没想到他会说这句话，他哪怕多说一句，因为想要专心备考，我心里也好受很多，但他没有。我愣了好一阵，很傻逼的问了一句：“那高考之后呢？”阿呆望向桥下的护城河水，月光洒在风吹过的水面，泛起亮亮的光纹，说道：“高考结束再说吧。”说完，阿呆便骑上他很破很破的自行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在路灯下渐行渐远，心里空空的，说不上什么滋味。我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扔向阿呆头顶上的路灯，以此发泄这莫名的情绪。虽然我投射极准，但也没想到能准确击中50米开外的路灯。路灯灯泡混着玻璃渣，砸了下来，正好砸在阿呆的头上。阿呆“啊”的一声，应声倒地。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赶紧把身子转向桥下的护城河，掩耳盗铃，假装没有看到这一切。我不记得盯着河水看了多久，内心很是挣扎。但终于还是明白过来，应该过去看看阿呆伤的重不重。但当我把身子转过来，打算骑上自行车飞奔过去时，阿呆已经消失了。我如箭在弦的身子，一下子像是断了弦，杵在了原地。更加令我没想到的是，再次见到阿呆，却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那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阿呆并没有考上清华。但阿呆还是去了北京上学，他说，能去北京就已经很好了。高考结束后，阿呆便瞒着所有人，独自去了北京，开始攒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十年后的08年，我去北京做奥运会志愿者，才再次见到阿呆，当时他在攻读物理学的博士后。一见面，我们完全没有虚情假意的寒暄，直接把酒言欢，完全不像十年未见的老友，却像天天厮混在一起的哥儿俩，没有半点隔阂。我们一起回忆了好多真州往事，唯独没有提起他被路灯砸到的事情。我不提，是觉得愧疚。中考前夕，我一石头击中他的太阳穴，让他开了窍（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让他顺利考上真州高中。高考前夕，我一石头击中路灯，路灯的灯泡又将他击落下马，我真担心是因为这个，而耽误了他考清华。他不提，恐怕是怕我尴尬。酒酣时，我跟他都大哭了一场。十年前我将他击落下马的事情，就这样被我们俩的眼泪冲刷走了。直到今天，我们都到了发稀肚鼓、妻肥子壮的年纪，谁也没再提过。
阿呆消失后，我一个人久久伫立在工农桥上，望着护城河的水，穿过下一个桥洞。我心思乱极了，不知道该去哪儿。很庆幸那时候认识了小梅，每当我不知道去哪儿时，我便去找她。我和小梅像往常一样，沿着扬子公园的湖边慢慢走着。走到草地边时，照例坐在了草地上。那晚，我因为阿呆的事情，话尤其的少。小梅本来就话不多，我们就默默的坐着。让我万没想到，小梅忽然转过头面朝我，深情地吻了我一下。而且，并没有停下的意思，而是越吻越激烈，后来将我推倒在草地上。小梅开始在我身体上摸索，我不知所措，只好一动不动，任由她摆布。小梅很快便略过我身体的非战略性地带，直接攻向我的战略要地。但我当时心里藏着事儿，堵住了任督二脉，硬不起来。小梅发现我没硬，便停住了手，说我这是在侮辱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便什么也没说。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们也都没有说话。但我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小梅。
说也奇怪，自从那晚之后，小梅就好像彻彻底底的消失了一般，就好像这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后来细细想来，于我而言，小梅是个很不真实的存在。我跟她在马路上认识，且第一次见面，她眼里便冒着绿光，而且无论我如何追问，她从没告诉我为什么她眼睛会冒绿光。我跟她见面很多次，聊过很多东西，但我却不知道她姓什么，大名是什么，只知道她叫小梅。我也不知道她多大了，还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上学的话，在哪儿所学校，工作的话，在哪儿上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我找她，她都有空陪着我。就好像她不用做任何事，每天的任务就是等着我去找她一样。我以前只要在她家楼下打三声长铃，叮~叮~叮~，一根烟的功夫，她必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自那晚之后，无论我怎么在她家楼下打铃，无论这铃声有多长，她都不下来。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太想她了，便大着胆子去敲她家的门。可敲了很久，门都快敲坏了，也没人应门，就好像这屋子从来没人住一般。那之后，我真的开始怀疑小梅是否真的存在过。我跟她没有共同的朋友，我只是时常跟蒋明和阿呆提起她，但他们两人都没见过他。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向我证明，南门住着一个叫小梅的姑娘。
到了08年的年底，我就不再怀疑小梅是否真的存在过了，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记忆。我至少还能分辨记忆与想象的区别，记忆是真切的，是持久的，而想象是虚无缥缈的，是容易被忘却的。直到今天，我依旧没有忘记小梅，那么小梅就一定存在过，非常真切地，热烈地存在过。
那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非常非常思念小梅。这种思念很折磨人，让我寝食难安，让我痛彻心扉，我甚至时常一个人偷偷掉眼泪。直到今天，我对小梅的思念依旧还在，只是这种思念不会再在内心泛起涟漪，不会再痛了而已。但这份思念，一直都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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