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 陆文夫
四川人民出版社
［标签］美食文化（小说）
这本书是陆文夫的文学代表作，小说的选材是奇特的，它主要写一个以品味佳肴为职业的人的“吃”的历史、生活际遇及其精神风貌，循着时间的深度与广度，于小人物的人生步履中，促使读者寻思，寻思这个复杂深邃的文明。当然，《美食家》之所以堪称名作，不仅仅因为思想的深度，也是文中那无处不出现的苏州特色之故。美食佳肴、风土人情、历史古迹，尤以“吃”为重。吴中名肴在陆先生的笔下，色香味俱全，吃中美食，吃外意境，描写得出神入化。民俗的色调与小说的情节巧妙融合，更是由美食引发了对政治、历史、人性的思考，怎能称不上绝呢？
内容梗概
资本家朱自冶出租房屋为生，收入很多，一应事务又有经纪人代为办理，所以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吃、喝、消遣。他不仅吃得又精又细，而且能把吃食讲得头头是道。当年的中学生高小庭（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和妈妈是朱自冶的远亲，寄住朱家，不交房钱，朱自冶便让高小庭课余时间给他当跑街的、采买各处的风味小吃。
高小庭在学校学到了革命道理，对朱自冶的寄生虫生活忿忿不平。1948年冬天，高小庭投奔革命到解放区，没想到解放后被分配回苏州干商业工作。解放后，朱自冶仍然有钱，继续着每天进饭馆、上茶楼的生活。因为他不抽不赌不嫖，没干过坏事，镇反镇不到他头上，他反说共产党把天下治得太平了，可以放心吃喝了。高小庭心里有气，成功说服朱自冶的车夫阿二别再给资产阶级寄生虫当“牛马”。朱自冶没有车坐了，自然对高小庭怀恨在心。高小庭暗暗得意，认为自己使朱自冶学会了自食其力。
后来组织分配高小庭去一家名菜馆当经理，他决心不再为资产阶级寄生虫服务，而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于是把名菜馆“改造”成大饭铺。受其影响，其他名菜馆也开始敷衍了事。朱自冶及其“食友”们无处可吃，丢了魂一样蔫头蔫脑。朱自冶为了吃上好菜而去旧政客的姨太太孔碧霞结婚。高小庭的改革造成饭店饭菜质量低劣也引起了许多干部、工人的不满，连老战友也责备他他毁灭了苏州的饮食文化。
60年代初国家陷于贫困，饥饿威胁着每个人，朱自冶和高小庭一起偷偷去码头拉大南瓜。拉南瓜的时候饿得皮包骨头的朱自冶沉浸在对曾经享用过的美味的回忆里，居然在幻想中创造了一道名菜“南瓜盅”。
到了“文革”，高小庭和朱自冶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寄生虫，都成了批判对象，高小庭还被赶出苏州下放到农村。“文革”后落实政策，高小庭仍回苏州那家菜馆当经理。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小庭的思想也解放了，又把大饭铺恢复成名菜馆。朱自冶则摇身一变成为“美食家”，有好事者还借此机会成立烹饪学会，让他担任会长。在烹饪学会的成立宴上，高小庭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小说《美食家》摘录
一、吃喝小引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
首先得声明，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末，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坯；馋痨坯，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冶以后，我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朱自冶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绝不是错划的。有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自冶却是个例外，他是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冶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坐落在哪里，都是糊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冶，他是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朱自冶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我认识朱自冶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冶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冶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冶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
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冶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冶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尽两个义务：一是兼作朱自冶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冶料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冶早出晚归，没家没务，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
朱自冶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作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些个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待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待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喂！来一碗什么什么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着：“来哉，来碗什么什么面。”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是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还有重青（也就多放点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交（面多些，交头少点），重交轻面（交头多，面少点），过桥——交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挟过来，好象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冶向朱鸿兴的面店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连串的接口：“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交要过桥，硬点！”
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冶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千碗的话，那汤面里的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冶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象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来，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它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朱自冶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冶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丁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
苏州的茶馆到处都有，那朱自冶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爿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从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凡是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
朱自冶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行动时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这是由吃的内涵决定的，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作总结。这台完整的戏剧一个人不能看，只看一幕又不能领略其中的含义。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详细，深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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