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河2》里的雷东宝一心为公，把乡镇企业搞得风风火火。他在乡亲们中的口碑极好，成为乡里的书记。可他自己家里依旧一贫如洗。
他办铜厂没有采纳宋运辉的推荐，错用专家，结果铜厂爆炸。那些国有银行在他不需要钱时，被摊派给他吃利息。铜厂爆炸需要资金修复时，反倒撤走了资金。
眼看企业资金链断裂，就要被主管部门关闭，雷东宝为挽救企业被逼行贿。在宋运辉推荐的专家帮助下，企业起死回生。
因为不满新任上级领导的瞎指挥，得罪了上级领导。雷东宝的“小雷家”乡镇企业在清理三角债的过程中，被不公地冻结了资金。企业停止运转，被审查。他的行贿行为被查出，杨巡市场的挂靠，因找不到合同也被视为洗钱，数额足矣让雷东宝被枪毙。
这种现象在改革初期非常普遍，直到今天，国企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国家银行的托底保护，以保证所谓的“国有资产流逝”。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的歧视性政策中，如野草一般，为生存，管它踩不踩红线，踩了可能死，不踩一定死。
这就是“原罪”。已有制度面前，循规蹈矩几乎无法存活。雷东宝没有为自己多拿一分钱，但和“八大王”一样，因“原罪”被送进监狱。
那些惧怕犯错的乡镇领导避免了原罪，却错过了脱贫的绝佳时机。野蛮生长的窗口就那么几年，闯黄灯是智慧，路空时，偶尔为集体“闯红灯”则是不得已的原罪。改革先锋中，很多人都带有原罪。制度的改革不少都受到了“原罪”背后合理成分的启迪。
委屈吗？委屈！后悔吗？不后悔！犯了错能改，错过了机会则无法补救。变革就会有牺牲。
我的几个表兄弟，苦得连清水煮白薯干都吃不饱，坐着运牲口的木栏车皮去城里打工。他们发现钢铁厂的废料可以重新利用，就在乡亲们那里集资。银行不会给钱，但对想摆脱贫困的农民来说，“梦想就是钱”。
他们创造神奇，一个厂接一个厂，机器不停，人员三班。不懂冶金，不懂化学，但知道雇什么样的大学生。
机会的窗口只开那么长时间，随着钢铁厂的设备升级，这个廉价的业务就萎缩了。但拿着第一桶金，他们回到靠海的福清老家做起了“水产养殖”。到观念不够开放的北方去搞小矿山。
每一步在当时的坐标系下都可能有原罪。他们的故事真实感人，比杨巡更具传奇性。表弟告诉我：“和你们城里的文化人不一样，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当年的腐败是我们求生存，摆脱贫困不二选择。我们挣钱难，但各种歧视的红线对我们脱贫的努力来说更难。”贿赂对农民经常是走投无路的唯一选择。
东宝的故事，杨巡的故事并不比真实的故事更精彩。看看那些当年老老实实一身清白，循规蹈矩，毫无原罪的农民，今天依旧苦不堪言。而且他们十年二十年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眼光、认知、勇气常常比知识更重要，没有人觉得这些方面有什么“起跑线”，但东宝、杨巡和我那些表弟的故事告诉我，真正的起跑线就在观念里。“原罪”就是改革开放到今天，南北差距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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