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天空
小时侯，在农村老家，家家户户的茅草屋里，都挂着一个木头匣子做的广播。通常，木头匣子被漆成喜庆的粉红色，正面有一个圆洞，用好看的花布蒙着。那里面藏着我童年时的所有好奇。我曾无数次仰着小脑袋，盯着这个神奇的小广播看。我一直都以为有一个仙女一样的 人多躲在里面说话，并且她会变，是变小了躲在里面的。我曾经十分虔诚地央求大人把木匣子翻过来找，竟然什么也没找着。
农村的夜是漫长无边的,没有电灯，没有电视，只有如豆的煤油灯光在黑暗中挣扎。零星的狗吠声把夜衔向了夜的更深处。寂寞难耐的农村人把夜摔成了三截——上半夜，后半夜，五更头。他们在黑暗中泅渡，不知哪里是尽头。广播一响，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就像一把雪亮的犁铧，在黑暗的肚皮上划开了一道光明的口子。人们像得到了号令，男人披衣抽烟，女人翻身下床，柴席的吱吱声，门栓的哗啦声，鸡鸭出圈的扑扑声，把黑暗搅得越来越稀，直到大天是亮。接下来，他们再根据广播做中饭晚饭，给饿狼一样侯在家中的孩子吃，把广播结束当作上床睡觉的信号。广播成了农家人最好的报时器。
从广播里传出的甜美女声，从来都是飘荡在田野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大人喜欢听本地产的“琴书”“淮海戏”，还有天气预报;我们小孩什么都往耳朵里塞，就像庄上来了一位烫着卷发的城里阿姨，我们追前尾后怎么也瞧不够。就连田野里的庄稼也都竖起了绿色的耳朵，停止了交头接耳，静静地聆听。天空中的各种鸟儿也都衔着这甜美的声音四处播撒，掉进了一个小伙子高高卷起的裤脚里，掉进了鸭子正排着方阵航行的水波里。这声音缩短了村子里所有东西之间的距离。两棵树原本站得毫不相干，因为声音的牵引而握起手来；两条小狗因同时仰慕这声音，目光在空中相遇；两户人家，原本并不熟稔，是这声音就像一位姑娘一样，把两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方圆几里的一个村子，因为这声音，仿佛变成了一家，广阔的田野就是自家的会客厅。
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我与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上初中时，涟水广播站为了庆祝刚刚兴起的教师节，举办“我的老师”征文比赛。我以我的数学老师李相珍为原型，写了一篇《课堂内外》，信心满满地寄了出去。我当时“作文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没多久，惊喜就像一枚成熟的果子砸了下来。一位住在街上的同学为我捎来了消息：从大广播里漏出了我的学校和名字，被他逮着了。我听后欣喜不已，反复向那位同学询问细节。好不容易捱到晚上，我没上晚自习，一个人早早地跑到了街上，守侯在大广播下面。从广播一开始，我就一字不漏地听，渐渐地把自己站成了秋夜里的一棵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市声退尽，这里成了我一个人的舞台，经过播音员声音浸泡过的文字，像清凉的甘泉，一滴一滴地融进了我的心里。
广播还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广播前或是广播后，喇叭里咯吱咯吱地响了几声后，就有底气十足的浑厚的男中音响起：广大社员同志们，今天利用广播前（结束）的时间开一个广播会。接下来讲的无非是农业生产、三粮五钱、上河工修水利，事无大小，无所不谈。用老百姓的话说，像水淌一样！他们听烦了，就嘀咕道：又嚼舌头根子了。但更多的时侯，他们希望听到这声音，用来填补他们身心的空白。广播拉近了干部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老百姓往往是通过声音“认识”公社干部，然后在他们下乡蹲点中与真人对号入座。不像现在的乡干部，闷在葫芦里一样，不知换了多少任，老百姓从未闻其音见其人。
九十年代初期，不知是因为电视的普及，还是因为农村的青壮劳力像血一样流失了，先是大队里的线路员被抹掉了，后来就是广播隔三差五地不响，再后来一家一户之间的广播线被拉光了，那个矗立在废黄河堆上的精神高地消失了。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原来叫涟水广播站，后来改为涟水人民广播电台的单位现在还存不存在？现在的乡村，像一座失守的城堡，不见了故人，不见了童话般的麦草垛，不见了站在路当中和你勇敢对视的老水牛，更不见了依旧回响在心灵深处的广播。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只是念及这些生命中的美好，正是这些美好串联成了我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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