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1800 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公元1800 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中国”迟至20 世纪才出现。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皇帝的记录初看灿烂光辉，但从宏观的角度判断已与时代相违。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中国就象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
中国的农业发展在很早的时期内达到饱和商业也没有充分的发展多次对商业的改革，也告失败。数字管理国家的程度不够。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与第二帝国的高度机动态相比较，第三帝国确无机动性，这结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觉得中国长期“停滞”。
中国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是谁的过错？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本书在前述各章内，前后提出各种议论，综合起来都可以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2000 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在这些条件之下，断定了数量的优势超过质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 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作者从客观上讲述了为什么中国长期停滞，这种客观冷静的讲述，让人觉得，纵使清朝出现不世之才也无回天之力。）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 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清朝的学者没有坚持和不相信的科学理念，也没有产生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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