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立
一个文体模式存在久了，好像慢慢就有了经典意义，以至于把对它的反抗和冒犯都看成了大逆不道，而反抗和冒犯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很多人就因循守旧，这样相对安全。
一切的文体规范都是暂时的和有范围的，这些规范的道德优越感是可怕的。对散文创作来说，更是如此。
比如周作人首倡的“美文”概念，近百年来人们的散文写作，一直是在“美文”的“记述性”和“艺术性”的轨道上行进，人们对“艺术性”的认识，就是散文的抒情性。其实这是比较偏狭的，也埋下了对散文文体伤害的最大祸根。但历史多有特出之士，对美文有所冒犯，比如鲁迅，比如周涛、余秋雨。
在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林语堂们提倡性灵小品式的美文，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人世，去除自我的偏狭愤激，稀释自我的感情浓度，获得平和，以“雅、拙、朴、温、重厚、通达、中庸”为趣味。鲁迅却说现在是“泰山崩，黄河溢”，这种选择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世界的残酷依然在身边上演，这种选择的闲适也是充满危殆的。鲁迅说选择者恰恰是忘记了自己抱住的仅是一枝树梢头，但对于“泰山崩，黄河溢”“目不见，耳不闻”，这使得自救者连这种危险性都没有省察，转而认为是获得洒脱。这无疑是一种自欺和盲视，但身边的洪水哪天也会把树梢淹没。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在小平原读书写作的张炜也非抱住树梢头的闲适派的缘由，鲁迅先生曾这样说过：“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不相同，这里连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也正因此，当周作人提倡晚明小品时，鲁迅说枕上厕上，车里舟中，也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但鲁迅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不要忘记了历史的整体性，晚明的性灵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对人的残酷虐待是历史的整体的特征。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散文，都是杨朔模式的夹叙夹议，篇幅短小、精于剪裁、擅于造境的那种，让人觉得散文是一种超常稳定的“文化夜壶”“文化便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方便，去放水，然而周涛却偏偏说：我不尿。你看他的散文，确实触犯了“形散神不散”的大忌，周涛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章法，周涛说：“黄河没有章法，九曲连环十八拐弯，哪一弯拐错了呢？哪一次黄河泛滥是遵守章法呢？它想怎么改道，想怎么泛滥就怎么泛滥，因为它是大河，它淹没你也养育你，它功过两辉煌，谁也不能因为它溢了河道而否认它的伟大，它不是人工运河，更不是卵石渠灌，它本身就是一条有生命的河。”
关键是章法本身很少能产生美感，在章法之下，作者所贯注的思情份量与精神发现的深刻性，“形散神也散”或“神散形不散”均可写出出色的散文。中国传统文论要求无法之法是为至法，散文就是一种自由的文体，要求章法无疑是阉割、固化散文。周涛散文最不符章法，但支撑他作品的内在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什么质的规定使他的散文独富魅力、独具神采？我们不如说，是一种作者之于生活的洞察，一种智慧，一种生长于现世的敏锐，以及那种对人的生存世界、对过往与未来、对大自然声息的悟，那种卓著的判断所引发的读者的共鸣。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给散文注入了智性的因子。在他的作品里，总是贯穿着一种严肃的理性精神与深刻的文化批判意念，他是以《文化苦旅》进入散文史的散文大家。他是改变散文写作范式的人，是他的散文，改变了散文、提升了散文，无论怎样争议他的别的方面，这是应该记下的。
现当代散文到现在将近百年，给我们的启示，散文的“病”在规范，在超稳定，而散文的出路在新与变，在对旧范式的冒犯，在思想的冒犯。
人们说，吃饭穿衣是常轨，裸奔醉酒是变轨！
但没有醉酒和裸奔，生活像少了惊异与惊喜，人生的滋味少了颜色。
散文要写出日常的正常，也要写出日常的反常。散文要有常轨，更要有变轨，甚至出轨。
2017年11月初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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