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关键步骤是工业化，这似乎成了常识。发达国家当然是工业国家，然后服务业发展，变成后工业国家。
这种印象会带来两个认知错误：第一，似乎工业化用二三十年就完成了；第二，似乎全世界就只有英法美德加上俄国、中国这么几个国家。
两个错误印象会让你觉得工业化很快就能完成，而且很简单，就是一条路，只要把前人的课补上就行，全世界各国殊途同归。那这样的话，现代化不就成了西化了吗？那中国跟在西方屁股后面学人家，不就可以了吗？
西方自身的现代文明进程，就证明了经济现代化非常复杂，绝不是各国在不同时间走了同一条路。
英国率先启动工业化，是在1760年左右；欧洲大陆国家，比如法国、德国，要到1830年以后才启动；美国还要再晚10年。时间上，西方列强差距不小，空间上，你可以说，未来已来，只不过分布得不均匀。
第一，西方各国工业化所依靠的主要产业并不完全相同，英国主要靠棉纺业，德国主要靠化学和军工，美国主要靠铁路，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可能各国都有，但它们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相同。比如铁路，你以为它是运输工具，但在英国和美国，它不仅是运输工具，它还拉动了钢铁、煤炭等许多产业，最终，它还变成了金融工具，成为资本家甚至平民的投资理财手段。
第二，西方各国工业化所依靠的科学进展并不完全相同，英国主要靠手工业的技术经验积累，没太多科学成分，等到内燃机革命、电动机革命的时候，光有技术没有科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科学引领技术、技术创造市场，后来的国家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对工业革命的引领作用。
第三，西方各国工业化所依靠的国家力量并不完全相同，英国和美国工业化的自发性比较强，但国家也绝不是一点忙也没有帮，世界上最早的专利法规体系就出现在英美法当中，为技术创新转化、为市场利润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护。
德国是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典型，国家成了工业化的发动机和指挥部。后来，越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就越想要急迫地完成工业化进程，就会学德国这一套，甚至干得比德国还狠。
当你回看一件大事的时候，总是容易把它当成一个点来看，不知不觉就把它压缩了，里面丰富的内容也就流失了。从工业革命在西方各国发展的进程来看，它不是一个匀质的过程，这意味着，走赶超路线其实很难成功。
这就涉及到第二点，社会和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国家和社会的新二元结构
知道亚当·斯密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站在文明的高度，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在提醒一个文明需要达成一个均衡的结构。
回想一下中世纪单元的后半段，教会堕落了，国家变成了君主集权的绝对主义国家，中世纪传统的那种教会与世俗政权的二元结构就逐渐坍塌了。国家崛起，宗教变成了各国的内政，国家独霸天下，它就开始为所欲为，征税像抢钱，征兵像抢人。
西方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陷入了结构性的失衡，各种战火连连、结构性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都是这种失衡的恶果。
想要恢复整个文明的均衡，把飞速膨胀的绝对主义国家挡住，有短线和长线两种办法，短线的办法就是革命，直接从政治上加以矫正，长线的办法是让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社会和经济成长起来。强社会、强经济，是一个现代文明实现结构性均衡的基本条件。
这个时候再来看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你就明白了，他不是在说经济跟政治没关系，经济的事情绝对不许政治插手。他是在说，必须维持文明的结构性均衡，维持均衡的首要办法是必须先树立起国家和市场的概念，在理念上就认识到它们是不同的、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任务，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当成一件事来办。
要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亚当·斯密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文明想象，要从想象变成现实，还得靠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增长，是指数级的，是挑战人的想象力的。用英国的例子看看，1760年，英国出口的棉花制品不到25万镑，到了1800年，超过了500万镑，增长了20倍；1814年，英国出口了57万吨铁，1852年，超过103万吨，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铁产量总和。
铁路，在1830年的时候，全世界只有几十里，到了1840年，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再看美国，当时的美国人修铁路，半个世纪修了4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10圈，可想而知美国在工业革命的时代有多疯狂。
棉布、钢铁、铁路只是工业革命时代三种典型的产品，整个经济的规模大大增长了，就像我们熟悉的中国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样的宏观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就意味着经济的规模空前膨胀，复杂性大大上升，还想像路易十四的1700年那样用政治去控制住经济，任自己摆布，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时候的西方，新的均衡结构就迅速建立起来了。现代西方文明沿着亚当·斯密的指引，走向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均衡结构，这里说的社会，广义上包括了经济。想用政治控制经济的做法，就是计划经济，都失败了。德国失败了，前苏联失败了，中国自己也是因为走出了计划经济，才有了今天的经济成就。
工业革命的文明后果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正式取代了中世纪的政权和教会的二元结构，差别在于，新结构是高度世俗化的、理性化的。
工业革命带来的新问题
接下来我就带你看看新社会的新面貌。工业革命当然带来了新气象、新面貌，从长期来看是不错的，但从短期来看却未必。工业革命在当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是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如果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或者至少某些国家的现代化就意味着工业化，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淘汰农业、淘汰农村、淘汰农民，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
你一定听说过马克思讲的羊吃人的故事，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了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化，土地拿来养羊然后制造羊毛制品，比农民种田更划算，农业就朝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向发展，农村就逐渐凋零，农民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比羊吃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明显的现象是城市化。原来的城市要么是权力中心，要么是商贸中心，工业化到来之后，城市化加速，因为工业生产必须将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到同一空间加工制造。
城市的地点选择大致有两种，要么是原材料出厂地，比如有煤矿的地方、有铁矿的地方，就容易形成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城市，英国的伯明翰、德国的鲁尔区就是这样；要么是产品销售地或者交通枢纽，英国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德国的汉堡就是这样。
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除了煤炭、钢铁这些原材料之外，作为人力资本的人也一样必须集中。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大致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集中到大城市里的人从哪里来？当然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村来，从农民变成市民。
一方面，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让很多人没活可干；另一方面，城市打工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农民就进城了。可是，围绕工业建造的城市，并没有提前给变成工人的农民准备好各种条件，他们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就连最基本的吃和住都只是勉强维持生存。
现代城市一开始，并不是北京的西单和上海的外滩那个样子。不要说新兴工业城市，就连巴黎、伦敦这种几百年的大城市，也是脏乱差。1850年的时候，巴黎是全欧洲供水最好的城市，也只能保证每人每年洗两次澡，伦敦呢，没有公共污水处理系统，全市有25万个粪坑，当时的伦敦简直就是个粪坑。
人口高度集中，城市公共设施跟不上，中下阶层几乎就是生活在垃圾堆里。加上他们工作强度很高，工资又很低，于是，工人运动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对付城市工人运动成了各国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任务。
农民进城变成了工人，工人在不成熟的城市里过着非常糟糕的生活，集结到一起形成了政治运动，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西方各国的情况都不太妙。
总体来看，这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麻烦，工业革命带来了巨额财富，也带来了巨额的麻烦，谁也没有料到工人会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城市难以负荷，社会矛盾变得尖锐。怎么办？
长期来看，改善工人待遇，包括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是必须的，其实就是给进城的农民市民的权利。城市公共设施的系统建设也是必须的，大规模人口集中必须有复杂的系统性方案来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但最重要的是，从西方最近这150年的经验来看，是把工人阶级逐步变成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支柱
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和美国发展壮大，他们要变成贵族非常困难，但他们的生活也不错。他们虽然替人打工，收入也还不错，有尊严，有体面，有自己的房屋和资产，有余钱投资，有奋斗就能成功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家庭观念和责任感，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想出人头地。
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就逐渐化解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副作用。
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支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阶级阶层的构成、社会风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都先顺着工业革命的步调往前冲，然后朝着化解工业革命副作用的方向调，只有这样，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不平衡才可能被整个社会平稳地吸收掉。
西方现代文明里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最大启示是，高速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人口的迅速聚集，说白了就是农民进城，这会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必须打起精神用系统化的方案加以解决，城市建设、产业调整、权利平等、开放包容，最终形成中产阶级占据支柱地位的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好结果才算是落袋为安。
简单总结：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西方，工业革命落实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财富高速增长让社会和经济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西方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现代二元结构彻底稳固下来。
但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必须通过系统性的办法化解，最终结果就是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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