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云：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句话是春秋时期的最好写照。同为春秋人，老子作上述感叹的同时，孔子也在无奈哀叹着“礼崩乐坏”。
在老子看来，要想获得好的社会生态，莫过于回到过去的小国寡民甚至结绳而治时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民众无欲无求，鼓腹而游。而孔子则认为最好回到尧舜和周文王“垂拱而治”时代，也就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
奈何历史潮流总是滚滚向前，再也不会为谁而走回头路。大道废了，仁义就成为补救措施，而当仁义也废了，那么又将用什么来补救它？
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初步答案，那就是“契约精神”。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卢梭写成《社会契约论》一书，正式提出契约思想，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之基石。现代法治社会则更是在契约精神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以基于彼此信任的契约和法律来调节社会规范，让整个人类社会在一个有序的轨道内运行而不致失控。
何尝不可以认为，“大道”与“仁义”皆废后，契约精神就是用来补救的有效措施？或者说，“契约精神”就是“大道”，就是“仁义”。
其实智慧的中国人又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早于亚里士多德５００年时，新兴诸侯国郑国首任国君——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就与本国商人们约定：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见《左传昭公16年》）
意思是说：你们不得背叛国家，国家不会强行讨要、掠夺以及强买你们的商品。不管你们有什么买卖和什么宝贝，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不用担心国家来干涉！
也就是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郑国首先承认了商品私有，郑桓公与商人间的约定可以视作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物权法。
郑桓公与郑国商人间的契约历多世而未变，故郑国的市场氛围在所有诸侯国中最为良好，郑国商人经商非常自由，从来不用担心国家行政干预。一代贤相子产当政时，盟主晋国执政韩起（韩宣子）曾企图向郑国强买一只玉环，被子产以不干涉商人经商自由为由拒绝了，韩宣子对此毫无办法，只好放弃。（并见于《左传昭公１６年》）
另一方面，正因有了如此宽松的经商环境，郑国商人的爱国精神空前高涨，因为在他们看来，之所以买卖做得如此顺利，全是因为国家提供了良好环境。最有名的一个事件是：公元前627年，秦国趁晋国丧事趁火打劫，千里进攻晋国的盟国郑国。贩牛的郑商弦高恰巧在半路上遇到了秦军，便向秦军主帅献上１２头牛和４张牛皮，假装以国君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国已经知道秦军前来侵略的事实，一面又暗中派人速去郑国告知国君，使得郑国免于一场浩劫。
这就是政府与商人间契约所带来的良好效应。基于这种被认真实施了的契约精神，郑国民众生活在毫无恐惧毫无压力的环境中，非常自由非常开放。从《诗经郑风》很多诗中可以知道，郑国的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而这在严格遵守传统礼法的其它诸侯国则是难以想象的。比如其中一首叫《溱洧》的诗中写道：
溱水与洧水正在慢慢地流呀，男的和女的手里拿着兰花正在玩呀。她说：“我们一同到那边去玩玩吧？”他答；“那边已经去过了。”她又说：“再去玩玩嘛！”他就和她来到洧水之外，这真是快乐的地方呀！男人们和女人们尽说着笑话，采了芍药花，他送了她，她又送他。
当然，对于一面唱着淫词艳曲，一面自由奔放地恋爱甚至私奔现象，圣人孔子是深恶痛绝的，为此他说过“放郑声，郑声淫”这句话（要将郑国音乐禁止掉，郑国音乐太淫荡了！）但如果以现代眼光来看，郑国的环境其实是最接近现代社会的，喜欢穿越的鲜肉女神们何妨以郑国作为穿越首选目的地呢。
契约精神好不好？这个就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假如站在传统礼法角度而言，真的很不好。因为大家都生活在了契约中，便失掉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语），而中国的传统礼法正是这样的“道德律”。
当人心中的“道德律”丧失殆尽时，那可能就连契约也难以挽回了。果然到了鲁昭公６年，即公元前536年时，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就是把法律条文刻在鼎上，让民众都知晓。这是一件轰动古今的大事。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铸刑书”是一个巨大进步，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以法治国”的萌芽，但在当时眼光看来此举无异于向传统秩序野蛮挑战的洪水猛兽。比如著名的晋国贤臣、子产的好朋友叔向就给子产写了一封信，对子产这个行为大失所望，认为将本应由贵族阶层私下掌握的法律条文公开给民众看，无异于让民众“弃礼而征于书”，这就严重挑战了“尊卑有序”的先王礼法。此外，民众法无禁止即可为，必定导致为利益而争斗不已（锥刀之末将尽争之），长此以往，最终必然“国将亡”！
子产其实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他只是想用比契约更规范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实现“救世”目标。至于到底能不到救世，估计子产心里也没底了。事实证明后来郑国还出现了邓析这样的讼棍，他公开抨击子产之法，甚至还自己制订法律（竹刑），承揽诉讼，“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吃完原告再吃被告，严重扰乱了当时社会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弃礼用法不当带来的恶果。邓析最终被郑国所杀，有意思的是他所制订的“竹刑”却被国家采用了。
而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叔向给子产写完那封批评信23年后，他的祖国晋国也把法律刻在了鼎上向民众公开，史称“铸刑鼎”！ 这就说明，法治就是历史潮流，任谁也无法阻挡。
由此看来契约与法律真是个好东西，要不然我们的先民也不会采用了。但不得不说，一个有很多契约和法律的国家其实还算不上法治国家，只有每个缔约成员都能遵从契约，严守法律，即所谓具有“契约精神”时，这个国家才是健康的法治国家。要不然“你和他讲法律，他和你耍流氓”，法律成了某些人手里的工具时，所谓“法治”，乃徒具虚名罢了。
事实证明，一个人人信奉契约精神的社会，必然是生机勃勃的世界，“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也必将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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