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兴学|治国|孔子周游列国欲何求？

爱国兴学|治国|孔子周游列国欲何求？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本章围绕与孔子有关的一个小故事，阐述不同人对“学”的不同认识。

《论语》中很多地方涉及孔子生平经历，要更深入地了解孔子思想，就要把与孔子有关的话与其时其地所发生的故事联系起来。本章就涉及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孔子两次从鲁国出走周游列国，第一次只是在齐国一年，第二次则周游多国达十四年之久。孔子出游的过程亦是“传道”的过程，他在“传道”中说的话、做的事，在后来儒家学者来看无疑都是“因材施教”的合道之言、合道之行，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一些儒者或非儒家之人来看，却并不一定认同，本章说的就是类似上述的一个故事。

“子禽问于子贡”

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陈子禽并不是孔子的弟子，但与孔子的弟子子贡关系很好，不但在这里与子贡探讨孔子的问题，还在《论语》第十九篇二十五章中再次与子贡评价孔子，甚至说孔子“贤”不如子贡。他还曾请教过孔子的儿子孔鲤问题，有“问一知三”的收获，可见是个“好学”之人。据考证陈子禽做过县宰，且政绩不错，颇得民众好评，可见又是个“善政”之士。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的弟子，少孔子三十一岁。子贡是孔子较看重的弟子，这不仅因为子他的庭条件好，善于做生意，并且办事能力强，更因为他“好学”。子贡极听孔子的话，对孔子可以说是尊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是孔子之后维护儒家思想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史记·孔子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着墨最多，可见子贡在后代人眼中的地位之高。但从个人修养角度讲，子贡在孔子眼中与颜回相比又有很大差距，若颜回是一等生，则子贡最多算是二等生。以上是子贡和陈子禽二人的基本情况，本章釆用这二人的对话，意在借二人说明不同层面的人对孔子的不同看法。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夫子”即孔子，这也是背后对孔子的尊重称呼。“闻”有问的意思，即设法从各个方面了解。作为旁观者的陈子禽，对孔子的周游故事无疑来自于道听途说。但孔子周游列国，每至一国都“闻其政”，即设法与当政者取得联系，并与其探讨为政问题，这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当然，除了“闻其政”，在长期的周游生活中，孔子一定还有其他所“闻”，但对陈子禽一类人来说，他们听闻到的、关注的，只能是与“政”有关的那部分，并以得到的少量信息来推断孔子出游的目的。“禽”即鸟的意思，陈子禽也正如一只鹦鹉学舌的鸟，不向子贡问“学”，倒“炒作”起孔子的“私生活”了。

“求之与，抑与之与”

句末的“与”字为疑问词。古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只以特定语义字代替语气或用来断句。“抑”是选择性连词，有“还是”的意思。“求”，想要得到的心理和行为；“与”，想要与人分享的心理和行为。陈子禽问的意思为：孔子每至一国都要“闻其政”，他是想有所求呢？还是想与人分享他的政治见解呢？

陈子禽的话肯定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在一般人看来，孔子的周游有很强的目的性，是有所求的，不是求官，就是求钱，若不是求这些，那就是想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荐给其国当政者，那恐怕也是为了求名。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古文语法与现代不同，以现代语法理解，子贡是在说：“夫子以温良恭俭让得之”。“得之”即得到了“求之”、“与之”。子贡长期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对孔子的思想有深切的感受，看问题的角度与层次自然与陈子禽等一般人不同。子贡没有直接回答陈子禽的二选一问题，没有说孔子闻政是“求之”或者是“与之”，而是从更高层次上肯定了陈子禽的两个猜想，即孔子确实做了一般人认为的“求之”和“与之”的两种行为，但孔子做事的出发点与一般人想像的不同。一般人可能认为，孔子是为了名、利去“求”去“与”的，即使不是为名为利，也恐怕是为了自已的理想、抱负吧。子贡给出了这方面的解答，即孔子是因为有了“温良恭俭让”这几个方面的道德品质，才去“得之”，即有了“闻政”时“求之”“与之”的行为。

“温良恭俭让”是一种个人道德行为。让别人感到不热不冷为“温”。与人交往中，过于热情让人感到感情难却，难免使人内心为难；过于冷淡则让人感到被排斥，内心产生不安。只有“温”才能让人进退自如，自由选择，这样的人当然使人易于接近。让别人感到有益为“良”。与人交往中，处处为对方着想，使人产生信赖感，安全感，这样的人当然受欢迎。态度庄重，衣着严整，举止有礼，让人感到受尊重为“恭”。与人交往中，恭就是充分尊重别人，当然易于使人接受。需求的东西少，要求的条件低，让人感到安心为“俭”。与人交往中，俭意味着少麻烦别人，当然会使人放心。在利益面前不争，以别人意见决择为“让”。与人交往中，充分尊至、听取别人的意见，先人后己，当然易使人与之共事。“温良”反映一个人的内在气质，“恭俭让”展现一个人的外在行为，五者综合起来显示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

子贡以“温良恭俭让”评价孔子，而没有以“敬慬信爱”甚或“孝忠信”之类，这要从道德修养层次以及道德行为的普适性上去辨析。“孝忠”是针对父母和君主的道德行为，“敬慬信爱”针对的范围更宽泛些，但也都有一定范围，而“温良恭俭让”则是针对所有人的道德行为。“孝忠”，凡为人子为人臣，只要不失人性，则都能做到尽孝尽忠；“敬慬信爱”，只要通达人情，也能容易做到尊道敬业，真心对待朋友，诚儿对待爱人；而要以“温良恭俭让”对待任何一个人，则需要以较高的道德觉悟努力去做才能做到。故，做到“孝忠”不一定做到“敬慬信爱”，做到“敬慬信爱”不一定做到“温良恭俭让”。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孝忠”的人很多，但能称得上“敬慬信爱”的人则很少，能被评价为“温良恭俭让”的人则少之又少。子贡以此评价孔子，既是对孔子的高度评价，又是对“温良恭俭让”作为道德修养的高度定位。子贡言下之意是：孔夫子修养这么高，以至于到任何国家去都能参与其政，这是一个人情世故的自然过程和结果，不一定非得抱着什么“求”或“与”目的。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其诸”是判断性连词，有“大概是”“可能是”的意思。子贡在前面表面上是在肯定陈子禽的话，其实是在否定其话背后怀疑孔子出游初衷的潜台词。接着子贡又退一步回答陈子禽的问题。所谓“退一步”，是因为前面以“得之”回答了陈子禽的问题，而且以“温良恭俭让”为孔子的道德修养或者说为孔子的“学”作了高度定位，接下来则是以“求之”附合陈子禽的一种说法，这就等于把孔子从原来“学”（温良恭俭让）的高度上降格定位，意谓：假设孔子的出游是抱着“求之”目的的，即使孔子有所求，那么孔子的所求也应该和一般人自以为是的所求不一样。

那么，孔子的“异于人之求之”到底是什么样？子贡没有说。其实还是前面那句话，孔子没有什么“求之”，说他有“求之”是一个假设，即使这样的假设，也应当高于一般人的认识或境界，比如这样的说法：孔子出游闻政，是追求王道、仁政，天下大同，人性解放等等个人理想，这种个人理想当然高于一般人追求名利的思想。但子贡的最终结论仍然是这样：孔子没有这些个人理想。

这样的说法似乎让人很难接受——象孔子这样的圣人，怎么会没有个人理想？或者说作为一个圣人，做事怎么会没有理由？这不能不需要深入地探讨。

孔子周游列国应以第二次出游十四年为主体。孔子为什么要出游呢？这里先提出一种观点：孔子是被逼离开鲁国的。

恐怕很多人难以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根据资料，孔子出游基于两件事，一件是鲁国国君沉溺于齐国送来的女乐，怠于政事，另一件是国君没有按照礼制把郊祭用的供肉分给孔子，孔子因而负气出游。以上两件事确实是不可否认的史实，但依此就得出孔子出游是因为负气，那就太过于低估了孔子，等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孔子离开鲁国时，已经五十五岁，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已经“知天命”。何谓“知天命”？“知”为大知，不是小知。小知是由知识、经验推论出来的知，大知是由心性直觉出来的知。天命不是人命，人命由人决定，天命由天决定。人决定的，人力还可改变，天决定的，人力不能改变。天不但决定阴阳四时，还决定世间万物生灭变化。即使于人，天也决定着其生死贵贱。所有的“天决定”即“天道”，“知天命”即知天道，故孔子出游时，已是“得道”之人。作为“知天命”的有道之人，对于个人命运，孔子是不会与“天命”相抗争的，而是“顺承天”，按受天命安排。

爱国兴学|治国|孔子周游列国欲何求？

孔子出游之前，已位至大司寇，摄相事，很快使鲁国大治。在鲁齐两国会盟中，以礼斥齐，获取失地，立下大功。为加强鲁国君主地位和权力，釆取了削弱三家权臣势力的“毁三都”政策，虽没有完全成功，但也达到了一定效果。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已严重影响到君主的个人利益和自在生活，对于当时缺乏道德思想又极欲享受的鲁定公来说，开始排斥孔子；二，孔子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巩固，已严重削弱了当权家臣的势力，权势家族特别是季孙氏，开始抵制孔子；三，鲁国国力的增强，已严重威胁到周边国家，特别是齐国，开始以阴谋扰乱鲁国。这三方面的矛头都指向孔子，但孔子有无形的道德盾牌，在道德面前，一切“非道德”行为无计可施，所以孔子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但当齐国女乐被送至鲁国后，攻击孔子的条件于是成热了，三方面似乎心有灵犀，共同演出了一幕驱赶孔子的大戏。当看到孔子不为所动后，戏又加了码，把郊祭活动也拉到戏中来了。戏都是演给孔子看的，当然要让孔子看懂看明白，其实戏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违礼”。

以孔子“知天命”的大智慧，当然明白一切。别说孔子，就连孔子的笨弟子子路一开戏都看明白了，于是劝老师快离开鲁国。孔子不为所动，还要等着看郊祭的戏，其实就是在与鲁国君主和季孙氏进行较量，看自己在鲁国倡导的道德观念最后是否敌得过对方的“非道德”行为。当道德在郊祭后被“非礼”放倒，孔子失望是一定的。但是，对孔子来说，失望并非出于对他人的怨恨，而是出于对道德不能继续在鲁国施行的遗憾。失望，也不是孔子出游的原因。对于鲁国君主和季孙氏来说，演戏的目的可不止于仅让孔子失望，目的还是让孔子放弃在鲁国从政，最好是离开鲁国。为什么两场“非礼”的戏就能达到目的？一，孔子以大司寇之职摄相事，若对“非礼”行为不闻不问，则属于“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与孔子为政理念不符，孔子定然不会这样做；二，若孔子以“非礼”指责或教育君主和季孙氏，则必引发对抗，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孔子受迫害。三，以“顺天命”的思想而言，孔子不会做于人于己都无益的牺牲，他应对的办法只有离开鲁国。

所以说，孔子的出游是被逼的。

即然出游是被逼的，那就没有什么目的性，每至一国，闻政也好，求之也好，与之也好，都是随时随地釆用的一种生存和生活办法。出游中的孔子对生活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个人想法，他只不过是一个被众人牵着走、逼着行的“可怜人”。孔子甚至赞同别人形容自己为“丧家狗”，其实是很准确的。唯一与“丧家狗”不同的是，孔子对一切都彻底明白，他的明白使他既能象一般人一样去应对生活，又能象神一样避免被伤害，还能象艺术家一样把可怜的日子过得丰富多彩。孔子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生活目的却又最懂生活之道的人。

作为孔子“得意”弟子，子贡对孔子之“道”之“学”是能深入领会的。子贡回答陈子禽的话可谓“巧妙”之至，颇合孔子的实际，但是否就是描述孔子的最正确语言，则又未必。每个人都会以自己既有的知识对孔子作出自己的理解，每个理解在自己的局限知识内都是“正确”的，但在别人的局限知识中又是“错误”的，每个人都“以所知量，循业发现”，而有差别。尽管有差别，但在差别中，又有优劣。既有优劣，就要区别以对。对于有若、曾子一类有道之人的话，要等同于圣人之言去学习，认真思考其真理所在；对于子贡一类虽有卓见但尚未得道之人的话，要以辩证的方式去分析，看其道理在哪里，局限在哪里；对于陈子禽一类自以为是、主见较多的人的话，要以批判的态度去对待，与圣人之言相对照，看其错误在哪里。学习《论语》，就是要这样理解语言差别，认真辨析不同人的不同话语，努力寻找“学”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