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桃花源记》时，有学生问，老师，陶渊明看不惯官场的阿谀逢迎，就挂印归隐，却没想做点什么去改变这样的现实，这不是消极避世么？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班上的同学。
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
是有是的道理，不是有不是的理由。他们各持一端，争论不休。说不是的同学，找不到有力的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在争论中很快就居于弱势。
居于弱势的一方，向我投来“求救”的信号。我认为陶渊明的归隐不是消极避世，我与他们本就站在同一战线上。
我从哲学三问入手（我平时经常和学生说起“哲学三问”：“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要去哪里？”），告诉他们一个人要想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得知道“我是谁”。
陶渊明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句话说明陶渊明很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官。他把官场视为“樊笼”，混迹于官场的自己，就像一只被囚禁的小鸟，不得自由。
他挂印离去，不是一时冲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三十是十三的误写）”，陶渊明怀有“兼济天下，⼤济苍⽣”的壮志，为了自己的壮志，他违背自己的本性，断断续续做了5次官。十三年来，他在做官辞官隐退归耕中徘徊。这十三年，是忍气吞声的十三年，是“不得开心颜”的十三年。
“吾不能为五⽃⽶折腰，拳拳事乡⾥⼩⼈邪”，最后终于忍受不了官场的“潜规则”，才挂印归隐。“束带备礼”是当时见都邮刘云的“潜规则”。“束腰带”见自己都看不起的人，在他看来，无异于阿谀逢迎。而“备礼”，让他更是不耻，作为一个清官，“礼”从何来，他可不愿为了“乡里小人”去搜刮民脂民膏。他想为民做事，可惜在当时的官场，他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穷则独善其身”，既然不得志，那就做一朵“独善其身”的菊花吧。于是，他回到自己家乡，开始了种田养菊的生活。
他归隐后，并不消极，他依然关注民生，看书写诗。归隐后的他，精神获得了自由，这期间，他佳作频出，《归去来辞》、《归田园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广为后世传颂。他的诗，自成一派，他是田园诗派的创始人，他也被尊为隐逸诗人之宗。
他归隐，不是避世，而是深知自己无法力挽狂澜。与其混迹官场，整日叹息，不如守住自己的本心，归隐田园。他的归隐，让他守住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活出自己，成就自己。
一个活出自我的陶渊明，你还能说他是消极避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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